如果要谈史传文体，则需要从《春秋古经》讲起，其间此书的问世，一直以来就笼罩着层层迷雾，今人对此需作拨云见日之重新认识。 史书撰写，关键在于史料与史家思想(主体意识)之有机结合，作为以文字呈现的史书，同样须遵循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铁律①，此一“文”字岂可仅以文采一端限之矣！它包含着更为广阔的内涵。若以清代古文桐城派巨擘姚鼐《述庵文钞序》的说法：“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②其《谢蕴山诗集序》进一步阐释文章和学问之关系曰：“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③从而形成桐城派义法居于核心地位的义理、考据及辞章三者兼顾之衡文标准。而此三者也可移植到史学领域，在史书书写中也居于核心的地位，处理整合史料，并且将史料转换为历史叙事，在古今历史书写中，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缺一不可。 一、经学背景：孔子“作《春秋》”之说 《论语·述而》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在“述”和“作”之间，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属于自谦抑或写实？对此尚需考虑，由此肇始关于史家书写本质属性之思考认识。就儒家《五经》承传过程中，与孔子关系较为密切的《诗》与《春秋》二经而论，孔子删《诗》，自不待言；至于孔子与《春秋》之关系，历来就有关于孔子作《春秋》之种种叙事，而在二者之间，作《春秋》相较于删《诗》，则其“作”字更展现孔子之独创性，既充分奠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也更有助于令之产生现实之效应。 按《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④突出强调道德的力量，无论“作”或“成”皆有孔子自我作古的意味，参照《左传·僖公十五年》有云：“晋于是乎作爰田。”⑤此“作”字就有创始的意思，代表一种轴心时代的原创性价值。 然而，《孟子·离娄下》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⑥此一“窃”字，与“窃比于我老彭”，都折射出孔子重要的内化工夫，此乃寄寓孔子对于历史的终极思考。其中涉及事、文、史及义诸概念：事乃史学之根本；文为撰史之手段；史为人文之结晶；而义则出乎操觚者的史学自觉及高度，段熙仲著《春秋公羊学讲疏》解释道：“何谓其义？因鲁史加王心之谓也。何以见之？则于属辞见之。”⑦故其书写既有过犹不及的困惑，更需《春秋》大义之指引，古今任何一位成功的史家必须善于洞察人性之壸奥，要为人类指出向上一路之发展趋势，且虚心追求真实，而非师心自用，信口驰说，此乃对于史家主体性素质的基本要求。《文心雕龙·史传》篇谓“务信弃奇之要”⑧，史学以信(真实)为其本体，故而《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⑨虽然讲君子人格之养成，可使质、文之间达成高度的平衡，但也强调质与文须相辅相成，且相得益彰。扬雄《法言·吾子》自释曰：“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⑩此同样可以视作史学自觉的理念。即使鲁之《春秋》本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具有相近似的性质，可是一旦被赋予孔子所悟得之“义”，鲁之《春秋》则一变而为孔子之《春秋》，史书或史学就顿然拥有了灵魂。当然就“《春秋》三传”而论，清凌曙《春秋公羊礼疏序》云：“先儒为事莫详于《左氏》，义莫精于《公羊》。”(11)故此，揆诸其“生民以来”的里程碑地位，一则从它与鲁之《春秋》的继承性而言，可称孔子修《春秋》；二则自其引领华夏民众从蛮荒丛林走向礼义文明来看，其间所蕴含孔子斟酌史料之真伪、考辨道德之是非的多层面判断，犹如宇宙洪荒迎来开天辟地，孔子绝对当得起“作《春秋》”之伟大功绩！总之，“作”突出“义法”于历史叙事的重要意义，按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12)“义法”一辞尤为警策，几乎可以视作中国史学开山的标志！于史学之诞生和独立亦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二章《古代之史家与史籍》解释“义法”云：“后人或谈史法，或明史义，与史意，皆即今人所谓史学也。孔子之前，典籍守于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记之于简牍，只可谓为记载之法，而不得谓之有史学。”(13)而相形之下，“修”字则体现历史叙事者参酌史料的撰史过程，金氏此著多用“孔子修《春秋》”之说，所以“作”与“修”，二者之畸轻畸重，今人当用心体味其间之微妙差异。 若从史实判断来讲，东汉王充《论衡·谢短》解释孔子之于《春秋》之实情曰：“孔子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春秋》乎？制作以为经，乃号《春秋》也。”(14)无论鲁之《史记》，或径谓之曰《春秋》，总之经过孔子制作之《春秋》与其原始资料已不可同日而语，故而视孔子修《春秋》似乎更符合实情；而自价值判断来看，孔子作《春秋》之说亦毋庸置疑，此一“作”字之运用就显得十分妥当。故而史上存在孔子“作”或“修”《春秋》的两种说法，实际上就出自上述两种判断的不同视角，其说可谓殊途而同归，各有其合理的成分。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迁云：“孔子厄陈蔡，作《春秋》。”(15)《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6)司马迁上承孟子之学说，强调《春秋》大义特具针对乱臣贼子的规训意义，起到维护社会人伦秩序的作用，且《春秋》古经赋予语词以“微言大义”，遂令汉语之象征性、符号性和多义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褒贬劝止及礼仪法度等也尽寄寓于其中。关于孔子和《春秋》关系的叙事，《史记》具有竭力还原当时语境的“实录”性质，其中所谓“因史记作《春秋》”及“为《春秋》”，同样揭示了孔子与《春秋》告成之实际情形及其历史功绩。《史记·太史公自序》又云：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