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使“人口红利”逐渐落下帷幕，人工智能创造的“技术红利”因取得突破性成效而备受青睐，尤其是以工业机器人为特殊表现形式的人工智能技术正不断渗透并嵌入各产业领域。《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突破5000亿元，现已采用人工智能生产技术的企业达到4300家。庞大的“技术红利”催使企业家大量进行智能设备投资，加之以社会舆论渲染，使劳动者产生强烈不安和焦虑。然而，现有研究大量关注人工智能在经济增长以及绿色创新方面所获成效[1-2]，忽视技术应用对劳动者精神健康产生的冲击。因此可能导致精神文明推进速度与物质文明产生脱节。近年来，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的不断增长已经给我国居民健康造成沉重负担，《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我国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10.6%，焦虑风险检出率达到15.8%。在此背景下，探讨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并对其深层因素进行解析，不仅对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至关重要，而且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机器人应用与劳动者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已经引发学术研究领域的高度关注，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存在一定争议。首先，现有研究仅从工作不安感、工作满意度以及健康行为等方面[3-5]，侧面揭示机器人使用与劳动者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并未给出明确说明。其次，研究普遍认为机器人主要对中低级技能劳动者产生冲击，对高技能劳动者是否存在影响目前仍缺乏充分证据[6]。现实中，高学历劳动者同样面临技能折旧问题，且相对低学历劳动者“内卷”程度更为激烈。最后，尽管已有学者提及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7]，但其研究视角主要聚焦宏观层面，且尚未就深层因素展开讨论，对此有待进一步完善。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初步从微观层面提出并解析了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补充并完善了机器人使用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基于收入效应、竞争效应、环境效应和工作稳定性对机器人使用影响劳动者心理健康的机制进行讨论，以明晰机器人使用导致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的具体原因，为我国有针对性实施政策帮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进一步剖析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影响的异质性，以识别受机器人冲击的相对敏感群体，所得结论为我国健康公平性研究提供补充，对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 已有研究从多个方面对影响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因素进行解析，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地位、环境因素以及两性关系等[8-11]。尽管有关机器人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较少，但以下两方面的讨论已经比较充分，可以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持：第一，关于机器人使用对劳动者就业和收入影响的讨论。阿西莫格鲁(Acemoglu)认为机器人使用导致劳动者收入和就业状况同步恶化[12]。在德国劳动力市场中，该问题相对不明显，但却产生了明显的就业转移效应[13]，格雷茨(Graetz)也得出类似结论[14]。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引发劳动者对失业和经济状况下降的担忧，因此不免产生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3-4]。第二，关于其他科技进步成果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影响的讨论。早在计算机技术开始应用于生产领域时，部分学者便已意识到技术进步可能对劳动者心理健康产生威胁[15]，其深层因素来源于劳动者对未知技术感到的焦虑以及对技术替代劳动感到的恐慌[16-17]。因此，基于以往技术进步的研究结果，得以证明新技术发展初期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加之劳动力市场不能迅速作出调整，导致技术恐慌无限蔓延，对劳动者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基于文献梳理和初步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机器人使用可能对劳动者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为进一步明晰机器人使用影响劳动者心理健康的深层因素，本文基于收入效应、竞争效应、环境效应和岗位稳定性构建如下理论框架(见图1)，并对其具体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图1 机器人使用影响劳动者心理健康的理论框架与实证路径 第一，收入是影响劳动者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如果机器人应用使劳动者收入增加，将有效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反之，则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更为不利的冲击[18-19]。首先，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劳动者的收入也会适度增长。其次，机器人技术提升了技能专用性，也意味着企业须对此给予更高工资支付。但劳动者也面临收入降低的风险，例如机器人技术打破了劳动力市场原有供需关系，降低劳动者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由此可知，机器人应用还可能导致劳动者经济状况恶化，进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机器人技术通过收入效应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具体作用方向有待进一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