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代意义上的生育率转变最早出现在西方工业社会，继而在发展中国家逐渐蔓延开来，经历了从分化到趋同的过程(陈友华，2010；陈佳鞠、靳永爱，2021)。国外学者从人口、经济、文化等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模型，用来解释生育率转变发生的原因，如生育控制论、孩子数量质量替代论、文化扩散论等。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生育率转变特征时，也提出了本土化的解释机制和模型(陈卫、高爽，2013)。 在众多经典解释中，考德威尔(John Caldwell)基于在西非和亚洲开展的田野工作，提出了代际财富流理论(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Flows)，力图从家庭内部代际财富转移的视角出发来解释生育率转变的过程(Caldwell，1976a、1976b、1981)。这无疑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孝道文化传统的国家，人们需要兼顾抚养子代与赡养亲代的双重代际义务。 代际财富流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是向上的，即由子女流向父母，因而多生育是理性的，而到了工业社会，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是向下的，即由父母流向子女，因而少生育是理性的(Caldwell，1976b、1981)。该理论所考察的是家庭内部的情形，但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抚养子代和赡养亲代的责任出现了外部化与社会化的趋势，那么，在一个有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社会，代际财富流的方向又会出现哪些可能?此外，该理论所考察的社会的整体年龄结构是较为年轻的，那么，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中，代际财富流的方向又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问题有待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本文尝试与代际财富流理论进行对话，在该理论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将其核心概念和最关键命题操作化，并借助国民转移账户(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NTA)项目提供的指标体系与数据，探索在具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社会中代际财富流方向的更多理论可能性，并且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代际财富流方向的影响。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2.1 “财富”概念与代际财富流方向 考德威尔的理论出发点与贝克尔(Gary Becker)、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等学者一致，都是从孩子价值(成本与回报)出发进行考察。孩子的成本包括财务与实物两个方面，具体包含教育支出、食物、衣服、住房等(Caldwell，1976a)。孩子的回报包含6类：(1)增加家庭收益，尤其是父辈男性的收益；(2)成年之前，在家庭和农场协助工作、提供服务；(3)成年之后，参与农场工作，回馈父母礼物；(4)协助家庭成员参与社区庆典、家庭仪式活动；(5)照顾年老父母；(6)接受教育，提高回报父母的能力(Caldwell，1976b)。可见，孩子价值不仅体现在金钱层面，还体现在生活保障意义上(Caldwell，1976a)。鉴于此，考德威尔拓展了“财富”概念的外延，将其界定为“一人为他人提供的货币、物品、服务、保障”(Caldwell，1976b)。 据考德威尔描述，在代际财富流向上的传统社会中，财富由子辈流向父辈，受益的是年老一辈。此时，家中的老人具有最高权威，掌握着土地和财产，既决定着财产的继承，也决定着日常家庭劳动成果的分配。总体而言，在这种代际关系下，老人享有大部分家庭收成，而孩子接受的家庭内部财富转移相对较少。在代际财富流向下的社会中，情况则正好相反，整个社会流行着爱幼传统，财富由父辈流向子辈，受益的是年少一辈。此时，核心家庭中各位成员情感与经济地位的平等使得财富更难流向年老的一代，孩子需求保障的优先性高于老人，家庭内部资源更多地流向孩子，而不是老人(Caldwell，1976b)。 2.2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贡献一部分归功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田野参与式观察，这种方法非常有助于学者理解和把握当地人视角中的孩子价值、生育意愿、理性等议题；另一部分归功于其研究路径的独创性，除了考察代际财富流以外，该理论还将家庭关系(经济关系、情感关系)的变革引入对生育率转变的分析中，并通过文化来进一步解释家庭关系以外的情感义务系统和道德系统。与其他同时期的理论相比，代际财富流理论在帮助人们理解生育率转变方面具有足够的启发性，但也存在以下3点不足之处。 一是个案考察的代表性问题。代际财富流理论建构所依据的经验基础是西非和亚洲的部分国家，这便导致当将该理论推广到其他地区时，可能存在不适用问题。一系列旨在验证代际财富流理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在南美洲3个低地原始聚居区的调研结果显示，代际财富向下流动并没有改变当地的高生育率现状(Kaplan，1994)；针对墨西哥和尤卡坦的原始玛雅社会的研究发现，孩子在原生家庭中的消耗大于产出，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的财富流净值都是负的，并非向上流动(Lee和Kramer，2002)；基于国内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代际经济流都是由子代流向父代(郭志刚、陈功，1998)，但彼时我国的生育率已经快速下降。 二是理论概念的操作化和实证检验问题。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概念较难操作化，且缺乏实证经验支撑，由此会引发一种合理的怀疑，即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生育率转变之间仅仅是一种相关关系还是一种因果关系(Schultz，1983)。考德威尔特别提到，教育是引发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进而对生育率产生影响的优先因素，但相关经验证据不足。一项针对37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分析显示，1960年和1980年不同性别人群的小学入学率对15年至30年后的总生育率没有明显影响(Adamchak和Ntseane，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