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跨境分工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跨国公司的生产过程通常复杂且多层次，涉及多个节点，构成了一个涵盖众多生产环节和工序的有机整体。这种生产模式要求对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进行精细规划和高效配置，企业不仅需要确保各生产环节的有效衔接，还必须维护其全球供应链网络的高效运作和稳定性。然而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主要经济体频繁调整贸易政策，导致跨国公司的运营成本大幅上升。这些变化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并提出“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等具体要求。在价值链分工网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韧性，已成为推动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核心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准确评估贸易政策冲击对中国企业海外供应链关系的影响，识别并观察微观主体的应对策略，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全球变局下的供应链变迁方向和调整规律。这种评估不仅揭示了全球供应链的变化趋势，还为中国制定具体应对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变化，跨国公司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动态调整，从而在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和稳定性。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与世界各国供应链关联的稳定性不仅对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关乎全球供应链的有效运转。然而，随着全球贸易政策冲击的加剧，这种关联面临被阻碍、被削弱的风险，进而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与重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的供应链关系面临挑战，核心在于：如何在维持现有供应链关系的成本(maintenance cost)与中断供应链关系的成本(disruption cost)间找到平衡。随着关税不断上升，维持供应链关系的成本可能超过中断合作的成本，这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其供应链策略以规避不确定性和财务风险。同时，面对贸易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企业亦会采取主动措施，通过优化供应链结构、调整供应商网络和生产布局来应对挑战，即表现为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这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应对短期冲击，更能够前瞻性地帮助企业在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实现供应链的战略性重塑和升级。 中美两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且均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两国企业间的生产关联对于当前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双方之间关税水平的大幅变动会削弱两国乃至全球供应链网络运转的稳定性，进而引发供应链的断裂与重构。基于此，本文以美国自2018年起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作为贸易政策变更的代表性事件，利用FactSet Revere数据库识别并追踪中国上市企业与海外客户间的供应链关系，在企业间层面构建了供应链断裂和重构的月度连续变量，以分析不同时期供应链关系的存续情况。同时，本文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8-2019年发布的针对中国的四份进口品关税加征清单，识别出受到美国贸易政策冲击的中美供应链关系。进一步地，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实证考察了贸易政策冲击下企业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的动态规律，识别其中的关键驱动因素，并据此提出关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提升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工作及发现如下：首先，贸易政策冲击会影响企业供应链的持续性。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后，伴随关税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对美供应链的断裂概率显著升高。其次，讨论了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发现当产品更难以被替代、契约成本较高或者存在长期合作基础时，供应链韧性显著增强。最后，考察了贸易政策冲击下的供应链重构规律，结果显示：一方面企业间供应链关系一旦断裂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另一方面伴随原有的供应链关系断裂，新的合作网络也将快速形成。具体来说，企业倾向于在近岸和本土以及除美国以外的欧美其他发达地区重新建立供应链合作关系，且企业的产业范围也将相应调整，而供应链重构的成功率则依赖于信息搜集效率和多元化的产品与市场结构。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贸易政策冲击的经济影响，但大部分文献关注冲击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樊海潮等，2021；Fajgelbaum & Khandelwal，2022)，或企业层面的影响(Jiao et al.，2022；丁洋和刘元春，2023)，较少涉及对企业间供应链关系的讨论。Grossman et al.(2024)是为数不多聚焦于贸易政策冲击下企业间供应链关系的研究，但其分析主要从理论角度展开，未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第二类是关于外部冲击下企业供应链断裂和重构问题的研究。已有文献多聚焦于讨论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冲击、社会和政治冲突等外部冲击的影响(Bonadio et al.，2021；Carvalho et al.，2021；Tan et al.，2024)，有关贸易政策冲击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仍待进一步检验。第三类研究则探讨了跨国企业的战略决策调整，涉及组织架构调整、国际战略联盟、市场退出与撤资等视角(Sartor & Beamish，2020；黄勃等，2022；Cui et al.，2023)，但尚无文献将跨国供应链从断裂到重构的动态变化同时纳入讨论以进行更完整的分析。 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其一，从“企业间供应链关系”这一微观层面切入，为分析贸易政策冲击的经济影响补充了新的视角，亦对Grossman et al.(2024)的理论分析形成了实证补充，为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变化、风险及机遇提供了更具有针对性的分析工具。其二，在探讨企业跨国供应链在外部政策冲击下的重塑规律时，聚焦“贸易政策变化”这一文献中较少涉及的特定外部冲击，进一步揭示了关税成本上升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作用差异。其三，将企业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与重构同时纳入考虑，从而能够更完整地捕捉外部冲击下企业跨国战略调整的动态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