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同时恰逢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提出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这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天我们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要把落脚点放在如何发展好、实现好全过程人民民主上。近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市政治学会、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等单位联合承办的“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首提地上海市长宁区古北市民中心召开。与会专家总结党带领人民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经验，探讨如何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如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国家政体。之所以作出这一选择，既有历史逻辑，也有理论逻辑。然而学界往往从历史逻辑对这一选择作出阐释，却对其理论逻辑阐释不足。本文认为，正是在毛泽东的“国体—政体”理论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才在认识上选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并在实践中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适应和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毛泽东“国体—政体”理论的核心内容 举凡国家，如同世上万事万物一样，无一不是本质与形式的统一体。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研究作为国家形式的政体之理论汗牛充栋。不过，古近代西方对于作为国家本质的国体研究几近阙如。亚里士多德区分“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标准——统治者“照顾到公共利益”还是“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①似在有限程度上触及了国家本质，但他没有形成“国体”概念和相关理论。 在中国，直到近代才有人在西学东渐影响下，开始使用“国体”和“政体”这对政治学概念，并探讨起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②事实正是如此。如梁启超认为，“立宪与非立宪”属政体，“共和与非共和”属国体。③有人提出，“国体是国家的体裁，政体是政治的体裁”。④还有人以“主权所在之形体”与“主权行使之形体”来区分国体与政体。⑤ 在毛泽东看来，国体问题之所以“没有闹清楚”，关键在于论者均无视或隐瞒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为此，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体“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⑥至于政体，毛泽东认为“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⑦ 由上可见，毛泽东从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政权机关的构成形式出发，分别对“国体”与“政体”作出了经典性界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揭示了“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他说：“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⑧意即：本质决定形式，一定的国体决定了必须有适当的政体与之相适应；形式体现本质，一定的政体才能体现一定的国体。没有国体，就无需政体。没有适当的政体，就不能体现国体，就不能代表国家。在毛泽东的理论中，国体与政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笔者以为，毛泽东“国体—政体”理论的形成，当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国体”的经典定义，以此廓清了“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的问题；二是关于“政体”的经典定义；三是关于“国体”与“政体”辩证关系的经典表述。这一理论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创，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由我国国体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毛泽东的“国体—政体”理论，不仅具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理论价值，更具有直接指导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实践价值。可以说，后者是毛泽东提出这一理论的主要目的之所在。正是在此理论直接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国情，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归纳，“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⑨面对这三种不同“专政”的国体，当时国内有少数人主张，既然中国正开展着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其胜利后自然应当选择第一种国体：资产阶级专政；另有少数人则主张，既然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胜利后理所应当选择第二种国体：无产阶级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