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末开始，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23年达到了66.16％。①根据城镇化战略目标，我国的总体城镇化率在2050年应达到75％。②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未来仍将以每年1200万到1500万的规模向城市转移。近30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发生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③ 这种大迁移既带来人口空间结构的深刻改变进而为城市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动力，但也向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这场大迁移中出现了人口规模较大的回迁居民——因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而“洗脚上楼”的新市民，他们的未成年子女面临着城市适应问题。基于城乡二元制和“城市优先”政策的深远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与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且不对等的社会文化体系和评价机制。在城乡人口大迁移过程中，面对乡土文化的突然断裂，在缺少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支持的情形下，这些由乡入城的回迁家庭儿童虽然实现了地理空间上的城乡迁移，但他们在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的“迁移”却处于严重滞后甚至停滞状态。这样的状态也迫使这些儿童在城市的生活中处于边缘/弱势位置，④并在他们与各种城市机构、社会组织和相关人员的交互中产生多维张力。⑤这些张力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儿童在城市适应上的不良结果，例如“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逃课、辍学、逃避一切学习任务等行为)，⑥自我认知/社会角色的模糊，⑦人际交往的障碍，⑧内隐的行为问题(自卑、抑郁、焦虑、孤僻、退缩等心理/情绪问题)，⑨以及外显的行为失范(攻击、网络成瘾、违纪违法、叛逆等行为)，等等。⑩不言而喻，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迫切需要学术界深入探讨回迁家庭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形成机制，为政府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协同解决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回迁家庭儿童城市适应相关研究暨问题的提出 (一)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学校是家庭之外儿童早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因此能否适应城市学校的教育环境就成为回迁家庭儿童城市适应最主要的观察维度之一。首先，关于城市教育的适应问题，学者们从教育观念和文化差异等方面探究了回迁家庭儿童的困境来源。汤秋芬和李斌从时间观的视角分析失地农民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的逻辑时指出，失地农民基于“自然主义、当下取向”的农村传统时间观，形成了“看造化、不强求”的教育理念，从而在家庭文化再生产中形成了较低的子女成长期待和“放养式”家庭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与重视“规划主义、未来取向”的城市时间观和教育观产生了严峻冲突，并对回迁家庭儿童适应城市教育环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抑制了子代可能取得的教育成就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11)张纯和陆佳通过城乡文化的比较发现，在一个班级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都希望获得一样的重视；然而，由于城乡文化的现实差异，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师的教学过程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城市儿童给予更多的关注，且在班级活动中也对城市儿童寄予更高的期望，而农民工随迁子女(所谓的“流动儿童”)往往被边缘化。(12)因此，在此类教育环境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期望总是难以被满足，这当然不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环境。学者们据此认为来自农村的儿童在城市学校中与老师和城市孩子们之间的这些冲突，是造成随迁儿童抵制与反抗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学校之主要原因。 其次，关于流动儿童因学校环境的适应障碍而导致他们在城市中的身份构建和认知困境问题。严从根在研究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知困境时提出了身份认同的“内卷化”理论，即随迁儿童只认同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不认同自己是城市居民，也不认同自己是农村居民。(13)换言之，随迁儿童群体有一种无根感，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也难以回归农村社会。他们只认可与自己交往的狭窄群体，朋友圈仅限于农民工子女群体。在城乡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乡村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身份认知的自我建构是他们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一种内卷化确认。吴志明从群体社会化的角度对随迁儿童的身份认知予以分析时提出，乡土社会是相对稳定持久的社会结构，儿童在长辈群体的引导下适应这种确定性的地方社会。但是，随着城乡间的流动增强，乡土社会的稳定结构被打破，随迁儿童因为脱离了熟悉的社会关系从而造成其社会角色和身份认知的模糊性。(1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排斥因素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基于农村人身份和流动职业所带来的较低社会地位，加剧了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和歧视。(15)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农村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多为定量研究，且主要是从以下五种理论视角展开：群体社会化视角、社会制度/结构主义、社会排斥/(教育)公平理论、布迪厄的社会和文化资本理论以及多元文化(教育)视角；但是，深入的质性研究文献很有限。并且，上述理论视角偏向关注特定的宏观因素对于儿童个体的影响，忽略了儿童自身的个体能动性以及家庭环境对其行为、心理和自我认知的塑造。 (二)问题的提出 梳理既有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学界关于流动儿童群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农村到城镇务工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然而，因城市化而被征地拆迁并回迁(迁移)至城市居住的数量庞大的儿童群体，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也没有形成针对回迁家庭儿童城市适应问题较具解释力的研究理论。尽管都是地理空间上的迁移，但不同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单家单户的自愿式迁移，回迁家庭未成年子女所经历的是社区(原始村落)整体式和强制性(政策性)迁移。因此，这些家庭及其子女不得不在彻底失去家园后，面对全新的城市环境去建构他们新的生活世界。即是说，他们被迫经历了一次家园彻底“破”与“立”的过程。由于直接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因此回迁家庭的未成年子女不像农民工随迁子女一样可以选择回到家乡继续接受教育并参加升学考试，他们必须直面与城市孩子的竞争，尽管这种竞争的起跑点与环境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当然，村落整体的迁移和安置也为这些回迁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例如熟悉或半熟悉的人际关系、对一些农村生活习惯的群体性延续等。这使回迁安置小区逐渐成为城市中一个独特的社区文化环境，就如矗立在大海中的一座座岛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