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群体规模缩减的“就业激活”解释　　

　　一、引言

　　社会救助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林闽钢，202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对社会救助制度与就业促进政策的联动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国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发挥着解忧纾困、兜底保障的作用。但自2014年起，低保受助人数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见图1)，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图1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助者规模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对于中国低保受助人数逐年下降的现象，学术界从制度纠偏、系统性遗漏、资源限制和政策成效等维度探讨了低保受助者退出福利制度的政策与制度驱动力(边恕等，2023；贾洪波、毛博书，2023；李棉管，2019；刘万里、吴要武，2016；岳经纶、胡项连，2018)。但是，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缩减除了受到制度推力影响外，也会受到劳动力市场拉力的影响。就业可以对受助者产生激活作用，使其参与生产劳动进而逐步退出福利制度(Card & Hyslop，2005；Huber et al.，2011)。可见，既有的政策视角不仅忽略了社会救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也忽视了低保受助群体实现劳动自立的可能性。因此，基于能够体现福利受助者主观能动性的“就业激活”视角是探究低保受助人数下降原因的新方向(吉尔伯特、沃黑斯，2004；van der Klaauw & van Ours，2013)。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美团、饿了么等外卖配送平台提供的骑手岗位不仅吸纳了大量失业人员和创业受困群体①，让失业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有了重新就业的意愿与机会，而且还为从业者提供了较有吸引力的薪酬(Dunn，2020；Gao，2024)。这说明平台零工就业对诸如低保受助者等就业困难群体具有激活效应，有助于其通过就业实现自立并退出福利制度。如图2所示，外卖平台在2011年以后陆续入驻各省并于2014年左右在全国铺开，而低保受助人数恰恰是在2014年前后开始下降，低保受助人数下降与外卖平台入驻具有共时性。那么，外卖平台入驻是否能够解释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缩减？平台零工就业能否赋予低保受助者退出福利制度的机会与动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外卖平台的入驻又是如何影响低保受助者，进而使其退出低保制度的？

　　

　　图2 中国低保受助者规模与外卖平台入驻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基于此，本文以平台零工就业为窗口观察劳动就业的福利退出效果，尝试从就业激活的角度剖析低保受助人数下降的原因，并紧密结合平台经济创造的新型就业模式分析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劳动自立的可能性。借助外卖平台入驻这一外生冲击模拟准自然实验，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发现以外卖平台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力量能够长期持续地引致福利退出。因为外卖平台入驻能够促进劳动参与和改善经济状况，进而为低保受助者重建生计模式和摆脱对低保金依赖提供了良好契机，由此可以认为平台零工就业是数字经济时代低保受助者规模缩减的重要原因。

　　本文结论兼具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既往关于福利退出的研究多基于政策驱动视角，对救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关联性回应不足。关于就业激活的研究也尚未结合数字经济这一时代背景开展分析。本研究以外卖平台入驻作为观察切口，不仅为学界理解福利退出机制提供了劳动力市场视角，而且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判断就业激活动力机制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对低保受助人数下降的就业激活解释充分体现了受助者的主观能动性，破除了以往关于“低保养懒汉”的质疑，为民政、人社等实务部门制定困难群体就业援助政策提供了依据。更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验证了就业困难群体在新就业形态中实现劳动自立的可行性，有助于引导低收入群体充分融入平台经济，进而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低保受助人数下降：从政策视角到劳动力市场视角

　　近年来，中国低保受助人数的持续稳定下降引发了学界热议，目前已形成制度纠偏、系统性遗漏、资源限制和政策成效等多重解释路径。在制度纠偏解释路径下，低保受助人数的缩减被视为社会救助制度纠偏的结果。民政部在全国开展的清查“错保”“人情保”专项整治活动和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提升了制度对象瞄准精度(方珂等，2023)，而且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系统也强化了“错保”的清退力度(刘万里、吴要武，2016)。但与制度纠偏路径的积极执行属性相反，系统性遗漏解释路径则关注低保政策执行中消极的一面，认为低保受助人数的下降是“自保式执行”策略催生的受助群体收缩(李棉管，2019)，也是反腐败政策语境下基层民政工作人员秉持“能不保就不保”行动逻辑的消极后果(岳经纶、胡项连，2018)。资源限制解释路径认为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缩减是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因为当前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中各省分担的转移支付比例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基于省钱动机主动限制救助对象规模(边恕等，2023)。同时，部门间的博弈、制衡导致民政部门减少审批，进而让边缘群体无法被纳入低保(王强，2023)。政策成效解释路径还提出低保制度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刘璐婵，2023)，随着特定时期扶贫任务的完成和共同富裕进程的推进，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必然会减少(贾洪波、毛博书，2023；李鹏、张奇林，2023；李琴、岳经纶，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