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跌破1.5的“低生育率陷阱”警戒线。2017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逐年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140 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出生率为6.39%，比2022年下降0.38%；自然增长率为-1.48%。①这是2022年以来中国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低生育和人口负增长会加剧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和医疗系统，以及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深远复杂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挑战，2016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生育意愿、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包括实施全面二孩、三孩政策，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和“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等方面出台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我国与家庭相关的政策重心从强调控制生育数量，转向提供养育支持，同时确认国家在儿童养育问题上具有主体责任。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配套支持措施未能实现预期政策目标。一方面，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公众对于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态度总体呈消极和中性情绪，实践中存在政策兼容性和系统性不够、配套支持措施未能落地、经济压力过大、女性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无人照料小孩等多方面问题。②因此，如何理解养育支持措施的政策效果，从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这一问题引起决策者和学术界高度关注。 从社会政策角度看，为家庭提供养育支持的措施属于家庭政策的范畴。一般而言，家庭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识地为家庭提供支持、稳定家庭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项目和计划。家庭政策通常包含三大类政策工具，即经济类的津贴或退税政策，时间类的“女性产假”(maternity leave)、“男性陪产假”(paternity leave)和“父母亲职假”(parental leave)政策，以及服务类的托育和照顾政策。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进入老龄少子化进程，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步实施家庭政策，以促进人口增长、儿童福祉和性别平等。 我国家庭政策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快速。目前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第一种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探讨中国家庭政策的发展定位和路径。有学者比较不同福利制度模式下家庭政策的特点和改革路径，总结国际经验教训④；也有学者回溯我国家庭政策的演进历程，强调中国自身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水平。⑤这一路径的学者共同认为我国应该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改变过往国家对家庭的功利性操作，转而投资于家庭、为家庭提供支持。⑥第二种是对家庭政策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等理论议题进行辨析。有些学者主张基于中国家庭的特性以及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厘定中国家庭政策的范畴和构建分析框架⑦；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借鉴成熟的家庭政策理论，以便更好地厘清我国家庭政策的思维误区。⑧尽管我国政策体系中没有“家庭政策”这个类别，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我国事实上存在大量家庭政策。同时，去家庭化和去性别化是分析家庭政策特征和效果的重要概念，学界尤其对去家庭化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三种是评估家庭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学者们比较时间、经济、服务三种类型家庭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⑨，考察不同组合的家庭政策工具对促进生育率、女性就业的影响⑩，分析不同时期家庭政策的特征和对家庭福祉的影响。(11)相较于前两种路径，家庭政策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在我国较为薄弱。研究主要依据欧美或OECD(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数据库，缺乏我国家庭政策的相关数据和实证研究，难以直接作为优化我国家庭政策的参考。 因此，本文将基于“去家庭化”“家庭化”和“去性别化”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对我国家庭政策进行效果评估。通过比较和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效果，本文希望提供中国案例和数据，分析我国家庭政策现阶段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家庭政策、提高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方案，同时推动家庭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二)问题提出 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托育服务、现金补贴和假期三种政策工具，对于提高生育意愿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12)由于人们对于不婚不育、晚婚晚育、少生等低生育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和时期，面向不同群体，三种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具有明显差异。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分析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决策和意愿的影响，本文将心理账户理论引入公共管理研究领域。 在公共管理领域，制度环境对公众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宏观政策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微观生育行为。近年来，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正呈现出借鉴心理学的微观视角来分析公共管理宏观现象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新趋势，以公民的“认知体验”(Cognitive Experience)与“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过程及其反馈评估政策效果。(13)行为公共政策在生育研究领域也大有可为。人们在决策时，会对多种选择结果进行损失与获益的得失评估，这种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经济结果)进行分类记账、编码、估价和预算等的过程就是心理账户的估价过程。(14)生育是一项长期的“投资”决策，个体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同样会在心理上形成一个“生育账户”。在心理账户的作用下，育龄个体对生育行为的支出成本以及政策支持所带来的“收益”进行得失估价。根据本文作者所进行的先导性访谈(15)，个体在进行生育决策时，会在心理上对主客观条件进行得失损益的评估，表现为将“生育经济账户”与其余经济账户进行区分，以及将“个体育儿时间”与“工作时间”相区隔，并且强调在生育决策时对获得感、支持感、公平感等的情感需求。 心理账户系统遵循与经济学、数学运算规律相矛盾的“享乐主义加工”(hedonic editing)心理运算规则，即追求情感上的“满意最大化”(maximized satisfaction)而非理性认知上的“效用最大化”(maximized utility)，从而引导个体做出违背简单理性经济法则的非预期决策。在鼓励生育的政策影响下，个体心理账户的情感倾向是否会促使其做出对自己产生最好心理体验的“非理性决策”，即做出支出成本远大于政策支持所带来的“收益”的积极生育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