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国思想世界的一个重要图景，无疑是儒家、墨家和杨朱之间的辩论。《淮南子·修务训》云：“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而孟子非之。”这段话很形象地刻画了儒家、墨家和杨朱之间的思想冲突。墨子之非孔子及儒家，俱见其书。一般所称的兼爱尚贤等十大主张，几乎都针对儒家而立，已经是学术界的公论。“经”及“经说”的部分，很多也是批评儒家的说法。杨朱之非墨，也异常显著。以核心思想言之，贵己为我，正是反对墨子的爱人利人，并针对墨子“腓无跋，胫无毛”的实践，而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说。孟子以杨墨为最重要的论敌，一方面指出“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另一方面，“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以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后来的荀子，也以墨子为重要的批评对象。三者之外的庄子，对于儒、墨和杨之间的关系，也屡有述及。《齐物论》“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强调儒墨之对立。《骈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胠箧》：“削曾史之行，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徐无鬼》以“儒墨杨秉”相提并论，秉指公孙龙。此外，《韩非子·六反》也说：“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吕氏春秋·不二》：“孔子贵仁，墨子贵兼，阳生贵己。”凡此皆可见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根据韩非的说法，儒家和墨家乃是当时的显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杨朱的存在及影响，通过《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文献，也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明。三者之间争辩的一个重要论域，则是对于“仁”的理解。“仁”的观念，起源颇早。先见于《诗》《书》，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德目。但其成为立说的宗旨，无疑是孔子及儒家的贡献，故《吕氏春秋》有“孔子贵仁”之语。儒家之外，道家因主张“自然”“无为”而反对“仁”，有“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乃至于“绝仁弃义”之说。墨家则肯定仁的观念，但提出新的理解。杨朱似乎也肯定仁的价值，①但含义与儒墨都不同。不同的学派之间使用不同的术语，譬如儒家和道家之间，比较容易分辨。但像儒、墨和杨朱之间，既使用同一个概念，又采取不同的理解，就使得辩论更加必要。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兴起，“恶紫之夺朱也”，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本文拟基于墨家兼爱学说，从对《墨子·经上》“仁，体爱也”意义的辨析入手，讨论墨家对于仁的理解，以及它和儒家及杨朱思想之间的根本不同，进而深化对于三者思想的认识。 一、兼爱 《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其思想的轨迹，是先出入于孔门，而后立其独特的宗旨。孔子和儒家的话语体系对墨子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于仁义等都接受过来，但予以“旧瓶装新酒”式的处理。以仁为例，这种接受首先是对于仁所包含的“爱人”内涵的认同，孔子讲“仁者爱人”，墨子对此并不完全反对。但对于如何叫做爱人，以及如何爱人，却有不同的理解，并成为儒墨之分的关键。儒家论爱人，其要者在如下数端。一重亲亲之基，以孝悌为“为仁之本”。《中庸》以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云：“亲亲，仁也”，又云：“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中庸》和《孟子》所论，均可见“亲亲”对于“仁”而言的重要性。另郭店竹简《五行》说：“爱父，其继爱人”，以爱父为爱人之始。《唐虞之道》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孝即爱亲，为仁之极至，从爱亲推放出去，则爱天下之民。凡此皆可见爱父和爱人之间的关联。二重推己及人，以忠恕为“仁之方”。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谓忠恕之道，体现在己和人之间的关系。《论语》：“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即忠。又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恕。儒家对于爱人的理解，是从己出发，推之于人。如荀子所说：“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孟子在此基础上，从国君的角度进一步提出“推恩”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三重不出其位，“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答颜渊之问，强调仁和礼之关系，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一切必归之于礼，纳爱人于礼的秩序之中。爱之表达，必符合自己之角色和地位，如男女授受不亲，亲亡则服三年之丧等，都强调礼对于爱的限制。四重心性之源，从生命内部寻找爱之基础。孔子即重视中心之爱，其云“丧，与其易也宁戚”，论三年之丧则强调心安。《五行》篇强调仁义等“形于内”方可谓之德行，否则只是“行”。所谓“形于内”，即是扎根于内心。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人心也”，以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并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之说。天即体现在人性之中，并呈现于人心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