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纵观人类宏观格局，当今世界国际局势紧张，战争仍在持续，文明的冲突日益加剧，全球性危机亟须解决，科技革命带来了一系列安全威胁，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高海龙，李从玉，2023)。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世界各国以对话、协商、包容、互利为原则，相互依存、紧密合作、互利共赢(文红玉，魏晋，202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促进世界人民心灵沟通与团结，并有利于凝聚各方力量以应对国际冲突和全球性挑战，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李爱敏，201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从个体层面培育人类情怀(陈杰，2021)，建立人们对全人类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全人类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all humanity，IWAH)这一构念描述了将所有人类都视为内群体的一份子并积极关心人类家庭的所有成员的心理特质(McFarland & Brown，2008；McFarland et al.，2012)，为捕捉“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个体差异以及探索其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可能。以往研究显示，全人类认同与一系列亲社会心理及行为存在紧密关联(Barragan et al.，2021；Hamer et al.，2022；Loy & Reese，2019；Plante et al.，2014；Reysen & Katzarska-Miller，2013)，但目前科学心理学研究尚缺乏对这些研究结论的系统评述，以及对全人类认同如何提升个体亲社会心理和行为的解释路径和深层机制的学术探讨。因此，本文希望在厘清全人类认同概念和测量的基础上，探明全人类认同与亲社会心理和行为关系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以期帮助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全人类认同及其社会心理模式，进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推动世界人民团结合作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共建和平、繁荣、可持续发展的美好世界。 2 全人类认同的概念 2.1 全人类认同概念的缘起、提出及测量 社会心理学家将全人类认同界定为人们对于自身人类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群体利益的关怀(McFarland et al.，2012)。这一概念是随着时间推移缓慢演变而来的。最初，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可能会对全体人类利益产生关注，这是心理发展成熟的结果(McFarland，2011)。Adler(1927，pp.31-32)提出社会利益(social interest)的概念，认为一个潜能得以充分发展的个体将会对人类群体产生深厚情谊，关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Maslow(1954，pp.165-166)指出，心理成熟的自我实现者会超越种族中心主义，将所有人类成员视作同一个大家庭并真诚期望帮助他人。另外，Allport(1954，pp.41-46)提出一系列内群体同心圆，并将人类群体置于同心圆的最外围；而Erikson(1968，p.23)在探讨毕生社会心理发展过程时指出，人们在自我发展中可能逐渐认识到对其至关重要的内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这两项主张初步暗示了人们可能会将全体人类视作内群体。此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从社会群体划分以及群体认同的角度展开分析，再次强调了所有个体均具有识别人类身份并关注全体人类同胞利益的可能性。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y theory)认为，人们会根据自身在生活中的社会身份进行自我分类，这些身份类别存在于不同的抽象层次。其中，全人类群体是人类社会中抽象性、包容性水平最高的群体(Turner et al.，1987；Turner et al.，1994)。同时，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主张，当个体将自己定义为群体成员时，他们更有可能关心群体成员的福利，并为群体的利益而行动(Haslam et al.，2010；Turner，1999)。此外，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指出，通过将内外两个群体重新归类为一个共同的上级群体，可以有效减少人们的群际偏见，并促进其对整个上级群体(包含先前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评价(Dovidio et al.，2010)。上述理论表明，人们普遍具有认同人类群体身份的潜力，并且当个体在心理上将自己认同为人类群体成员时，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行为将不再受种族和国家等群体边界的限制，而会产生与其他人类相互联系的感知和情感(McFarland et al.，2012)。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对于“所有人类是一个整体”的呼吁变得越来越普遍，心理学家也开始对全人类身份认同的概念及测量投入更多关注(McFarland，2011)。McFarland及其同事自2005年起开始致力于研究人们对于全人类群体的认同，结合既往研究提出了“全人类认同”这一概念，用以表现人们将全人类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的心理信念，以及对来自所有地方所有人类的积极关怀；同时，研究者强调，全人类认同并非仅存在于部分人群中，而是一种所有人类共享的重要特质(McFarland，2011；McFarland & Brown，2008)。随后，McFarland等人(2012)基于对共同人性的研究以及对早期社会利益和自我实现测量方法的回顾，编制了全人类认同量表(Identification With All Humanity Scale)。该量表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在既往研究中得到了实证验证(Hamer et al.，2017；McFarland et al.，2012)，逐渐成为目前最常用的全人类认同测量工具。研究发现，全人类认同具有相对稳定的双因子结构(Reese et al.，2015；Reysen & Hackett，2016)。McFarland及其同事根据理论基础和简便易懂原则，将两因子命名为“联结(bond)”和“关怀(concern)”。前者意味着自我分类和成员意识，表示和人类群体在认知与情感上感到紧密联系，后者指愿意帮助和关心他人，对人类群体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Hamer et al.，2021)。当前研究一致表明，关怀因子是驱动全人类认同与亲社会心理和行为正向关联的关键因素，对此研究者推测，人类身份的认同可能先于行为结果，关怀是认同的结果(Reese et al.，2015；Reysen & Hackett，2016)。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对双因子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未来需进一步加以系统验证。 2.2 全人类认同的相关概念辨析 在McFarland及其同事研究“全人类认同”这一概念的同时，心理学领域也有其他研究者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开展了对于全球或全体人类身份认同的探讨。Malsch将社区心理感受扩展到全球社区，提出全球社区心理意识(Psychological Sense of Global Community)，分为世界社区意识、全球宿命和人类相似性三个维度(Malsch，2005)。Reysen及其同事整合以往有关全球视角的讨论，依据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了全球公民认同(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概念，象征个体的全球意识和关怀及其拥抱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Reysen & Katzarska-Miller，2013)。与此同时，Reese及其同事(2014)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出发，将内群体范围扩展到整个人类群体，提出了全球社会认同(Global Social Identification)来反映个体对国际社会的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