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焦虑的移动网络化解释偏向矫正：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引言

　　自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全球大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下降，其中，健康焦虑问题尤为突出(Tyrer，2020)。健康焦虑(Health Anxiety，HA)是指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不恰当或过度关注而引起的恐惧和担心(Aue & Okon-Singer，2020；Axelsson et al.，2020)。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1月30日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Mahase，2020)。先前对非典、埃博拉等流行病的研究表明，大众焦虑、健康担忧和安全行为在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普遍存在(Jalloh et al.，2018；Main et al.，2011)。超过50％的受访者报告在过去病毒引起的流行病期间感到担忧或焦虑(Bults et al.，2011；Jalloh et al.，2018)。近期，国内外研究者开始广泛关注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不同群体的健康焦虑现状(Agarwal et al.，2023；Akbari et al.，2021；Luo et al.，2021)。我国普通人群的健康焦虑流行率在疫情暴发之前约为5％(袁勇贵，张钰群，2013)，在疫情暴发之后骤升至47.3％(Luo et al.，2021)。

　　健康焦虑个体的主要特征是基于对一个或多个身体体征或症状的误解，而导致持续的焦虑，担心自己患有严重的身体疾病( et al.，2019)。即使通过了专业的医疗检查和保障，通常也无法消除患者的健康焦虑症状，对个体和社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患者在试图寻求帮助时，反复重现精神层面遭受的痛苦，可能导致症状加重( et al.，2019)；另一方面，患者反复就医，个人经济负担加重的同时，也造成公共卫生资源的浪费(Tyrer et al.，2014)。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健康焦虑，且将影响较长一段时间(Bredemeier et al.，2023)。由于公共卫生资源相对紧缺，发展针对健康焦虑的有效且高效率的网络化干预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旨在基于认知偏向矫正，开发缓解健康焦虑相关症状的干预技术，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考察其有效性及起效的心理机制，以缓解公共卫生服务负担。

　　1.1 健康焦虑的概念及模型

　　健康焦虑是一个连续的疾病谱，从正常的健康关注到严重健康焦虑是一个症状逐渐加重的过程。疑病症被认为是健康焦虑的一种极端形式，健康焦虑只是在严重程度上轻于疑病症，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Williams，2004)。近年来的研究者通常倾向于使用“健康焦虑”这个低污名化的术语。等人(2019)认为当出现以下症状时可考虑评估为健康焦虑：(1)对健康的担忧在得到保证后很快又反复出现；(2)频繁就医；(3)花费大量时间在线搜索健康相关信息，进一步导致焦虑和痛苦的增加，因为这可能会增加正常身体感觉被误解为严重躯体疾病的迹象的风险；(4)健康担忧造成了严重的功能损害，例如出现呕吐等躯体不适感，以及回避社交等社会功能下降的行为。

　　健康焦虑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两个理论模型。其一是，Taylor和Asmundson(2004)提出的健康焦虑综合模型(Comprehensive model of health anxiety)该模型认为，健康焦虑的个体倾向于误解身体感觉使得身体感觉的频率或强度升高，会增加误解自己的健康处于危险中的可能性。使用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和反复接触与疾病相关的信息，可能会通过强化功能失调的疾病相关信念而使健康焦虑长期存在。其二是，认知内容特异性假说(Cognitive content-specificity hypothesis)也常被应用于健康焦虑的实证研究(Chan et al.，2020)，该假说是贝克认知理论(Beck's cognitive theory)的产物，认为情绪状态可以根据独特的认知内容进行区分，不同的情绪状态的个体更容易有不同类型的思维内容(Clark et al.，1989)。根据解释偏向的内容特异性，健康焦虑水平高的个体可能会对即时身体伤害和长期疾病情境做出更多消极、更少积极的解释(Chan et al.，2020)。显而易见，两个健康焦虑的理论模型，不管是从个体歪曲认知内容或功能失调信念视角，都是认为健康焦虑个体存在认知歪曲。那么，如何对歪曲认知进行矫正?目前至少有两种取向(任志洪，赖丽足等，2016)，其一是“自上而下”的心理治疗，特别是认知行为治疗(任志洪，李献云等，2016)；其二是“自下而上”的认知偏向矫正(刘冰茜，李雪冰，2018；MacLeod & Mathew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