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要点 1.首次从老年人数字排斥这一角度进行文献梳理和总结。 2.综述了老年人数字排斥的影响因素、理论解释及相关应对策略。 3.展望了未来可以继续探讨老年人数字排斥这一问题的其他角度。 1 引言 现代社会正处于一个深远的历史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的变化。首先，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增速最快(李龙，2023)。据《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736万人，占总人口的18.9％。预计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NHC，2022)。其次，日常生活“媒介化”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由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传播所驱动的(Konig et al.，2018)。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大多数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互联网等数字技术(Liu et al.，2021)。由此可见，互联网这一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大部分人都从互联网数字技术中获益时，老年群体却被拒之门外。 有调查显示，银行、铁路航空公司等服务商专门在线提供某些免费服务，而对线下服务收取额外的费用(Seifert et al.，2018)，这使得缺乏网络使用技能和智能设备的老年人遭受了不平等的对待。同时，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老年群体由于缺乏网络数字使用技能，导致其不能享受智能化服务。例如，老年人不会使用网络支付、不会在线预订车票、预约挂号，线下服务点减少导致办事难(CNNIC，2023)。此外，有研究者发现，不使用或者较少使用网络数字技术的老年人，遭受抑郁、孤独的风险更高，被排斥感更强(Seifert，2020；Li et al.，2022)。研究者将这种在网络数字背景下，无法正常使用网络数字技术产生的被排斥感，称为数字排斥(Seifert et al.，2018)。而Liu等人(2021)对数字排斥的定义则更加强调网络数字技术在当代生活中的强渗透性，但老年人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不能享受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从而沦为“数字难民”。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排斥是指当周围环境整体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迫使人们不得不使用网络数字技术时，老年人由于缺乏能力或资源限制，不能享受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利，甚至影响正常的生活，从而产生被排斥感。数字排斥不仅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同时也会对社会治理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数字化和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中国老年人数字鸿沟的社会治理问题将会更加突显。例如，2020-2022年新冠疫情常态化管控期间，由于老年人不会使用网络扫码、购物、乘车，并且不能通过互联网及时获取有关疫情的信息资源，从而导致其正常的生活受到影响。由此，公共卫生事件逐渐发展为老年人的信息危机，如何缩小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成为广大社区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陆杰华，韦晓丹，2021)。然而，在后疫情时代，数字鸿沟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增强(杨峥威，曹书丽，2021)。数字鸿沟的出现表明了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并且严重阻碍了我国数字化和现代化治理的进程(周望，徐萍，2021)。因此，加快老年人数字化融合，缩小老年人数字鸿沟，是数字社会推进积极老龄化的新需求和实际内容。 近年来，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者开始关注老年人数字排斥这一问题。尽管数字排斥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尚未有人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因此，本文力图对数字排斥的影响因素、理论解释进行系统的介绍，并提供相关的应对策略，以期帮助人们从多方面、多视角了解老年人数字排斥这一问题，为促进人们对老年人数字排斥的全面、深入理解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 2 老年人数字排斥的影响因素 2.1 客观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收入)等资源可以有效地预测其网络数字使用情况。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越低的老年人，其使用网络数字技术的概率越低(Seifert & Schelling，2015)，进而遭受数字排斥的可能性就越大。徐文洋和俞世伟(2023)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经济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是影响老年人参与数字社会的因素之一。具体而言，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而且由于各类疾病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部分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会主动回避网络数字场景，这就使得老年人失去了融入数字社会的可能性，进而遭受数字排斥的风险就越高。最近一项研究将老年人的数字排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扩展到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群体中，结果发现，不同种族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搜索健康信息时处于不利地位，遭受更加严重的数字排斥(Yoon et al.，2020)。与之相反的研究结果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遭受更少的数字排斥感。Anrijs等人(2023)研究发现，拥有较高收入和教育水平的老年人与较少的数字排斥有关。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各种新兴的互联网设备和技术，例如4G、5G的率先使用，这将会对其生活质量有所改善。因此拥有较高收入和教育水平的老年人对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有着更积极的态度和体验，产生较少的数字排斥感。 行为功能依赖。在健康领域，行为功能依赖是指个体无法依靠自己的身体功能完成日常体力活动，包括穿衣、洗澡、进食、从床上转移到椅子上或独立大小便等(Lu et al.，2022)。根据个体需要被照顾的程度将其分为4种：高依赖性(需要全天照顾)、中等依赖性(每天部分时间需要照顾)、低依赖性(每天需要较少的照顾)或独立(不需要照顾)。Lu等人(2022)通过调查发现，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中，数字排斥率从丹麦(23.8％)、英国(30.4％)、墨西哥(65.5％)到中国(96.9％)不等，并且相比行为功能依赖程度低的个体，行为功能依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其数字排斥感越强烈。这是因为老年人身体虚弱、功能衰退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网络数字产品，从而加剧其被排斥感(Shankar et al.，2017；Gale et al.，2018)。换言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视力、听力等其他感知功能和反应速度会逐步下降，导致老年人不能正常使用网络数字技术，因而更容易遭受数字排斥(Song et al.，2021)。与之紧密相连的是，数字排斥阻碍了老年人在线搜寻健康信息和远程接受医疗服务的可能性，这会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并且加剧个体间健康差距(Gibson et al.，2020)。由此可见，老年人健康状况和数字排斥之间并非单向的影响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