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儿童福利作为一个社会保障和公共政策的议题，相关学术研究连接着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经验与学术脉络、中国自身儿童福利制度的实践状态，以及研究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儿童群体及其家庭需要的认识和解释。学术界对于儿童福利议题的关注，从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弱势儿童和困境儿童处境的关注，到近年随着人口政策的调整越发显露紧迫性的低生育率问题引发的讨论，在观念与理念奠基、实践议题关注、政策制度构想的重心方面有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变化。 有学者曾指出中国的儿童福利研究长期存在重回应政策实践中的问题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①事实上，随着实践领域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化的进展、研究领域中国社会政策学科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儿童福利领域的学术表达逐渐显露一定的理论意识，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公共政策和政治社会学的范式指导研究。②此外也有研究者开始从政策建议的整合性、现实回应的针对性、学术话语体系的取向特点等触及更深层次的学理和价值立场的角度对过往的研究进行批判性的检视。③这些评价与检视反映了儿童福利领域的研究者在理论层面把握中国儿童福利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并进一步强化实证研究学理性和理论建构实证基础的愿望，因此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然具备“理论意识”。但就目前学界如何对该领域更加前沿的研究动向和实践进展之需要作出回应而言，这些由个别学者、针对儿童福利政策的个别领域、出于特定问题关注而进行的理论运用与研究反思，仍有待“理论自觉”的进一步提升。 基于这一趋势，以一种相对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方式梳理并总结目前中国儿童福利的研究成果便成为必要。已有研究者尝试对儿童福利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或按研究热点议题对既往研究进行归纳提炼，例如张向达和夏聪明运用CiteSpace对中国儿童福利研究的演进和研究热点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发现自1992年起，大体经历了以宏观研究为主的初步探索阶段(1992-1999)、研究范围扩大并聚焦于“怎么办”的深化发展阶段(2000-2009)和研究主题更加精细化的稳步提升阶段(2010至今)，热点主题分布为儿童福利的内涵界定、儿童福利的责任分野、儿童福利政策理念、儿童福利立法和儿童托育服务五个主要领域④；或以研究范式对过往研究进行归类和总结，例如黄冠和乔东平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观察到在当前的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领域，存在以关键学者为中心并形成了历史分析、政策分析、理论建构、制度建构、国际经验借鉴和社会政策干预研究六种范式的学术话语体系⑤。这些文章进行的考察涵盖研究主体的行动和研究内容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兼具“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学术史的意味。⑥但对研究内容的考察仍从文献本身出发进行归纳，虽具有内容整全的优点，但在学理脉络的梳理上却显得相对细碎。因此，本文尝试从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行动领域的“儿童福利”理解出发。将“儿童福利”视为一种现代社会行动领域，预设了这是一个国家主导、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发生于社会系统中的实践领域。对正在经历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国家与社会诸主体以儿童福祉改善为基本目的，推进相关理念和举措实现制度化的过程。发生在国家治理制度环境中的理念与实体的制度变迁和微观实践过程、在宏观政策语境和实践脉络中进行的政策行动、作为制度与政策推进的深层结构与支撑的理念和观念基础，这些是构成这一进程的重要维度。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制度、政策、观念三个维度对中国儿童福利研究目前的学术脉络和各研究领域的逻辑与指向进行整合式的回顾，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一个初步的总览式的视野，并尝试对研究进一步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制度维度：制度建构与制度实践 制度是理解中国儿童福利不可缺少的维度⑦，其不仅是一种影响人们行动的外部规则与设施环境，也是一种由人们的实践所形塑的历史演进性的结构。中国儿童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对其制度研究总体旨趣在于实现理念与实践的制度化，在这一旨趣的引领下关注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历史演变和转型发展，以及更宏观制度逻辑对儿童福利政策实践的影响因素与实践模式的建立和优化。 (一)儿童福利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建构 在学者对于中国儿童福利的现实考察与发展方向的思考中，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儿童福利制度出现在研究者眼中。面向这一制度，研究者一方面从其历史上的形态和演变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对其当代发展的理想样态进行规范性的建构。 首先存在于儿童福利研究者兴趣之中的，是对儿童福利相关举措的历史考察。对儿童福利实践历史进行考察的，除了专注于中国社会福利史研究的历史学者，也有怀着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长远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的学术旨趣的社会福利学者。⑧总体而言，对儿童福利实践历史的研究关注，大体可分“人们做了什么”和“制度是什么样”两种。侧重人们做了什么的儿童福利实践研究，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这一时期的参与者有传教士和地方精英、现代政府和新知识精英，慈幼恤孤、救国图强、儿童本位、佛教和基督教的多种观念均发挥着作用，在“儿童本位”观念的推动下出现了“慈幼运动”⑨，并在儿童“国家化”的背景下推动了国家儿童福利的发展⑩。侧重制度的研究，则以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组织基础的基本框架进行考察。柴鹤湉从长时段整体性的视角，指出中国古代“慈幼恤孤”形态儿童福利的实践运作是以“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为社会基础的，在“民本仁政”和“庇护同宗”的理念下由政府和宗族承担了不少责任。(11)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国家—单位”成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基本模式。(12)在这一时期，儿童被视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13)，计划经济成了儿童福利供应的经济基础，城市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则是其组织基础(14)。 其次，研究者出于制度转型的建构旨趣，基于不同侧重点和与该侧重点相对应的逻辑，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规范性论述与论证。一是对于儿童福利制度的转型及其依据，学者主要论证转型的必要性和相应的转型方向。在21世纪初期，学者的表达主要是基于对转型期家庭脆弱性的强调和对儿童价值的重视(15)，而民政部提出中国儿童福利“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也是这一时期学术界有关儿童福利制度发展论述的主要动力(16)。2013年随着儿童伤害恶性案件的发生，对加强儿童福利建设的论述也表现出“回应现实问题”的特点。(17)在后期，更多呼吁发展儿童福利的研究者援引的依据是低生育率的社会现实。(18)但低生育率的论证更多是基于现实逻辑的陈述，只能说明国家要促进生育，所以要重视人口意义上的儿童，与儿童中心价值的儿童福利本意并无直接逻辑联系。而有学者从儿童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相适应的角度进行的论证更为有力，所依据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回应社会发展与社会价值的本意。(19)二是对于制度框架的搭建与形成，学者们主要对制度各要素如何安排进行设计。在理念方面，国家亲权理念得到社会福利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可以此作为儿童福利制度的价值理念根基(20)；与此同时，社会投资、社会照顾等福利国家社会政策改革浪潮中，伴随着儿童对社会的重要性得到认识而出现的新理念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引介(21)。在政策的正式文本方面，学者们提出目前政策法规存在层级过低和体系尚未完善的问题，并探讨了儿童福利立法的福利或保护取向。(22)在组织结构方面，随着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设立，中国儿童福利工作中既往存在的条块分割与碎片化管理问题有所改观，学者们围绕该职能部门的设立对于进一步开展工作的积极意义及其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并展开论述。(23)在人员和资金设置方面，基层儿童主任的岗位设置问题继而进入了研究范围，学术界认为专人专岗更有利于开展工作。(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