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一项复杂的实践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当年一些拉美国家搞民粹主义，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1]。因此，在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实现福利给付增量提质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或者应对“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问题，逐渐成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处理好这一议题不仅有利于发挥好社会政策的兜底功能，而且有助于在促进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提高分配效率，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水涨船高”的内在关系。在社会保障的项目中，鉴于社会救助兜底的福利属性与功能定位，现有关于福利依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研究场域。 学术研究方面，1984年Charles Murray在《失去的基础：1950-1980年美国社会政策》中正式提出福利依赖的概念[2]，此后福利依赖逐渐成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经典议题，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该议题进行了探讨。在中国，尽管带有反福利依赖理念的救助项目自古有之，比如缘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以工代赈”，但是真正围绕这一术语展开学术讨论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在该制度建立之初，就有文章指出，低保标准并非越高越好，应该明显低于个体经营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以鼓励居民自食其力，减少“养懒汉”现象[3]。此后，随着低保的提标扩面以及附带福利的叠加，“低保金变成了养懒金”“低保养懒汉”“低保福利依赖”等词句不断出现在学术研究当中[4-7]。考虑到福利依赖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及过度的福利依赖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深入探讨福利依赖对于社会救助制度转型、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必要且重要的。 关于福利依赖研究，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福利依赖是否已经存在，后续一切关于福利依赖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都应建立在对该问题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然而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救助中是否存在福利依赖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无论是理论思辨文章还是实证分析文章，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严重。 二、文献回顾：福利依赖的三种争论 在西方，福利依赖最常见的测量指标是福利领取的周期，福利领取周期越长，个人或家庭的依赖程度越严重[8]。此外，个人或者家庭总收入中福利收入的比例是衡量福利依赖程度的另一常用指标[9]。在中国，除这两项通用指标外，多数学者主要从就业行为、就业意愿等指标测量福利依赖程度[10-14]。因此，在中国社会救助领域，关于福利依赖的讨论，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低保对象的福利领取是否对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强调福利对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认为福利依赖效应已经存在；二是否定福利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认为福利依赖效应不存在或存在条件不充分；三是认为福利与就业关系复杂，反对简单化判断是否存在福利依赖效应。 (一)福利依赖已经存在 在21世纪之初，学者们主要基于调查数据的描述分析以及实地调研的直观感受认为福利依赖已经存在。蓝云曦、周昌祥发现低保对象找工作积极性不高，主观上不愿劳动，福利依赖问题已经产生[15]。洪大用利用北京市民政局2003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尽管低保对象生活困难，但相当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就业意愿明显不足[16]。 此后，随着地方调查数据的涌现，研究者开始利用计量模型对福利依赖问题进行分析。王欣基于北京市宣武区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长期的福利救助会削弱贫困人员的求职意愿[10]。王增文基于中国16省37县市的社会救助对象抽样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家庭人均社会救助收入以及社会救助配套项目的享有对社会救助对象的再就业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11]。其另一研究利用倾向度匹配方法也发现，相较于非社会救助家庭，社会救助家庭的再就业意愿以及劳动供给行为显著减少[17]。慈勤英、兰剑基于2014年湖北省和辽宁省的调查数据，认为“救助依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因为从统计上来看低保救助福利显著增加了贫困人员失业的可能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再就业意愿[12]。冯帆利用南京市2018年2月27日的客观截面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同样发现低保金的提高会对再就业产生抑制作用，福利依赖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18]。 除了地方数据，一些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低保领取产生了明显的就业逆向激励。刘璐婵、林闽钢对民政部2013年城乡低收入家庭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城市低保受助者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低，“养懒汉”问题已普遍存在[7]。姚建平基于2015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数据(CLIFSS)，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发现低保和医疗救助对城乡低收入家庭成员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3]。刘一伟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Probit模型研究发现，享有低保的人员外出就业的概率要低于未享有低保的人员，低保存在“福利依赖”与“养懒汉”现象[19]。韩华为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别策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论证，同样发现低保会显著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14]。还有研究不仅在数据来源、模型方法等方面不断发展，对因变量的概念操作化也进行了创新。孙伯驰、段志民将平均就业时间作为就业参与的测量变量，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及PSM-DID方法，发现低保救助会减少农村家庭的劳动时间，因此存在显著的福利依赖效应[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