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着重指出，要“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要“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应该说，人口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每一阶段，都会既发生长变量意义的战略性影响，也会发生短变量意义的即时性影响。因此，以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福祉的增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前瞻性分析、讨论和研判人口发展规律，既以充分就业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一、人口转型：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在2029年如期顺利完成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就需要以人口转型规律为依据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因为人口发展战略是其他战略的基础性战略。只有尊重人口发展规律，配套相关政策，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结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实践，已经形成了相对较为确定的人口转型趋势，这可以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尽管各国人口的变化轨迹不同，但转型的主要方向，则是从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还会强化智能社会的发展特性。 在传统农业社会，因为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由此决定了人口只能以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增长——因为是低自然增长率，甚至于有时还是超低自然增长率或负增长率，所以很难达到工业社会设定的老龄化水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7％)。①工业社会初期，由于营养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劳动条件的优化与劳动时长的缩短以及节假日的增加，人口发展模式会逐步显示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态势。在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国家，通常还会出现一轮非常显著的婴儿潮(baby boom)现象。但伴随避孕技术的推广，也伴随“三育”成本的上升，工业化后期的人口增长模式会逐步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排除移民的影响，单就一个固定人口群体而言，这一规律已被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人口史所不断证明。最近，很多后工业化社会——尤其是在非移民的后工业化社会，已经出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负自然增长率所引发的人口缩减现象。② 人口的增长模式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深受出生率与年龄别死亡率的影响(年龄别死亡率影响年龄别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所以，在农业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会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伴随不同代际人口的成长，同一代内的人口会不断损失，年龄越大，存留越少，到老年阶段，高寿人口在生命的衰竭中会逐步死亡殆尽。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少儿人口进入劳动力人口阶段，就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机会之窗”——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稍早于人口老龄化而出现，所以会形成劳动力人口占比较大、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相对较小的发展机会之窗——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打开这扇机会之窗，则“人口机会之窗”就会现实地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力利用这个机会之窗，则发展仍然会处于停滞状态③，陷于马尔萨斯陷阱和低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④。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少儿人口向劳动力人口的转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⑤，通常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类似于纺锤形年龄结构。在工业化后期，在后工业社会或智能社会，伴随老龄化少子化的持续推进，人口年龄结构会逐步转型为不规则的纺锤形(长寿人口增加、少儿人口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减缓人口下降压力，政府会出台一些激励生育和强化社会养老的制度安排⑥。在各项政策的干预下，如果人口的出生率接近死亡率，则会形成不规则的柱形结构(死亡率长期接近出生率而形成的年龄结构)。在各个年龄段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渐接近其所处时代的最长寿年龄时，高龄人口的数量会增加，但死亡率和死亡人口的总数也会增加。“柱形结构”假设成立的前提是人均预期寿命既深受全生命周期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深受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进步的支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推动人类社会为维持其存在所需的“两种再生产”模式发生新的变化——当前主要表现为对新生儿数量需求的减弱与对人口质量提升欲望的增强。 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命运多舛——其易于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赢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机遇，但却很难维持长期增长态势。这使我们观察到的人口现象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顺利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或者很难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而不得不忍受极其缓慢的经济增速(或者负增长)，就是因为其难以将人口机会之窗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但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也完成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快速发展中追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则伴随科技革命的推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也伴随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处于婚育年龄段人口的婚姻观念和生育意愿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结婚后，会逐步降低生育率。这会在婴儿潮结束后接续显现少儿人口缩减、劳动力人口缩减、而老龄人口却因寿命延长而逐步增加的人口现象，并使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人口和总人口在达峰后形成三个拐点——第一次人口红利趋于消退，而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却逐步增加，由此生成潜在的人口负债压力。⑦要减缓或消除人口负债压力，唯有促进科技进步、提升教育质量、增强人力资本——通过劳动力人口人力资本总量的增加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以高技能化和高智能化而继续推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以收入分配的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进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化解“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