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真正的思想，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拥有科学的结论，更在于能够为后世提供长久的理论滋养。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大科学发现之一，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可宝贵的思想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①今天，我们要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依然离不开唯物史观的重要指导。 然而，唯物史观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指导价值，正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搁置和质疑。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时，认为这一理论已丧失了大量的可信性，因为“奠定其基础的前提过分深入地植根于19世纪而无法诉之于后工业时代的情怀”，而且，“马克思本人的学说是充满了矛盾而又模棱两可的”。②在《全球史学史》一书中，伊格尔斯等著者重复了这一看法，并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实证主义、德国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一样，“都建立在他们并不承认却藐视经验证明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上”。③对唯物史观的类似评判，并不稀见。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唯物史观被视为19世纪的学说，已成生命力干瘪的明日黄花，从而被束之高阁。然而，恰恰由于这种错误认识，在学术研究中造成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理论后果，如拒斥历史规律、解构宏大叙事、醉心细节而忽略整体、囿于历史表象而轻视理论等。有学者概括为：“就整个学界而论，选题无足轻重、研究范围狭窄、搞繁琐考证、轻视理论的现象仍积重难返，重视理论阐释、树立大历史观尚未形成风气。”④当前研究中存在的这些现象，考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够准确深入有关。有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系统回顾唯物史观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阐发唯物史观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引下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学术繁荣发展。 一、把“哲学的历史”重新变为“历史的哲学” 在当前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并没有深入地阅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轻飘飘地表达对唯物史观的蔑视；有的人认为唯物史观只是早已过时了的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某些思想片段的“杂拌”或混合；甚至如梅林所言，有的人“认为可以用既愚蠢而又廉价的说法来加以攻击，说它(指马克思主义——引者注)是少数几个‘聪明的煽动家’所杜撰的‘幻想’而已”。⑤这些观点暴露了一些人对思想史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历史的无知。实际上，恰如麦克莱伦所言，马克思“建立起了一个来源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体系……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框架的一部分。”⑥ 回顾人类思想史可以发现，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长期隐藏在重重帷幕之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没有摆脱神的束缚，把神谕看作决定民族盛衰、命运沉浮、世事变迁的至高力量。中世纪盛行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将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变成了一切由上帝决定的神学宿命论。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摒弃了神学历史观，但停留在用抽象的“理性”“人性”“意志”来解释历史。黑格尔在全面继承和深入研究以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承认历史的整体性和规律性，但他所谓的历史规律实际上是思辨的“绝对观念”外化的过程。他认为，“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在世界历史当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作是‘精神观念’的表现”。⑦黑格尔在庞大的思辨迷宫中造出了一尊行走在地上的神，使历史依附于他的哲学，归根到底仍未能突破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藩篱。恩格斯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⑧众所周知，列宁曾就此总结说，在人类思想史上，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它们至多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二是它们从来都忽视群众的活动。⑨这两个主要缺点，都是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才得到根本解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唯物史观论者。在唯心史观统摄天下的格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既有理论框架，寻找到了新的研究范式，这一思想跋涉的过程是异常艰苦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大体上可以把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当然，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我们反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所谓“断裂说”“中断说”和“青年—老年对立论”，因而这一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第一，思想转型期(1843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受到过黑格尔思想的强烈影响。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曾以黑格尔主义的理性、自由原则反抗普鲁士王国的专制统治。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亲身接触社会现实和民众生产生活，尤其是民众捡拾枯枝的传统权利遭到践踏和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苦状况的调查，深深地触动了马克思。贫苦民众的物质利益问题，开始成为马克思面对的“难事”和使他“苦恼的疑问”，这些是黑格尔思维框架下的“自由”“理性”“意志”等解决不了的。马克思由此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到物质生活层面去探寻人类社会历史的奥秘。⑩恩格斯也走过了类似的思想历程。早在1839年1月—3月初撰写的《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就观察到，“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而“大腹便便的厂主们是满不在乎的”。(11)在1842年11月底撰写的《国内危机》一文中，恩格斯开始显著地提到了物质利益问题，认为“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并没有原则斗争，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12)恩格斯还注意到，英国的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勉强糊口的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13)这必然会引发革命，“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14)恩格斯在这里敏锐地注意到了由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将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斗争，而将具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内容。青年恩格斯还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5)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都反对从理性、观念出发来说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