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至1942年，日伪对中共华北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下简称“治运”)，在军事、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展开一场“总体战”①。“治运”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中共根据地进行物资战②。兼之这一时期华北自然灾害频发，中共根据地的抗战愈加困难。关于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对华北的经济统制、掠夺与封锁，中共对敌贸易战、粮食斗争的探讨，学界已取得一定成果③，但却较少从物资战的角度分析中共对日伪的反制斗争。物资问题对中共根据地军民影响很大，其背后是“治运”期间中共与日伪物资战的博弈过程以及中共在不同阶段因应这场生存危机的对策。本文运用中日双方史料，尤其利用未刊日军的《封锁月报》《“治运”实施报告》等档案印证中共反制斗争的过程与效果，探讨在日伪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物资战的艰难形势下，中共是如何领导军民进行有效反制并取得胜利的历程。 一、日伪物资战的展开与中共的初步应对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2月，日军大本营下达《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要求华北方面军确保重点城市与主要交通线的“治安”，不再扩大战线，并将华北地区定义为重要资源产地与“满蒙”的稳固后方④。因此，对华北地区经济资源的掠夺便成为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首要任务⑤。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全面展开，华北根据地的区域不断扩大，对日伪重点占领的城市与交通线形成反包围态势。在这种形势下，华北日军便对中共根据地发动了包括物资战在内的“治安战”。 日军入侵华北，每占领一块地区便设经济封锁委员会，企图对中共根据地实施物资封锁。1939年之后，华北日军陆续将各沦陷区的封锁机构移至伪县公署，并着手对沦陷区物资的流动进行监视⑥。这段时期，日伪承认相关经济封锁计划纲要尚未出台，对根据地的封锁设施未臻完善，且各机构联络不畅，物资封锁效果不大⑦。此后，随着日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及“治安肃正”对策的常态化，日军逐渐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封锁体制⑧。1940年3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伪加紧对华实施物资统制。1941年1月，日军基于多年来推行“治安战”的经验，确定中共及八路军乃华北最大的“敌人”，仅靠军事“讨伐”已无法彻底“肃清”中共的力量，必须配合经济、政治等策略方可将其“消灭”⑨。同年2月，日军中国派遣军下达《1941年以后长期作战当地政略指导》方针，规定“确保占领区内日军要‘现地自活’；力求在占领区和敌区之间实施有效而合理的隔断，进行贸易统制、物资搬出入统制；消除占领区内的敌方经济机关、封杀一切利敌经济活动”⑩。不久，日军进一步制定《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提出“强化对敌经济封锁；防止一切利敌物资流入抗日根据地，全力获得敌方物资”(11)。在上述对中共根据地物资战的重点目标之下，日伪共开展五次“治运”，推进物资封锁措施。 从第一次“治运”开始，日伪就把对中共根据地的物资战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1941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要求各地伪政权与当地日军协作，做好“剿共”宣传活动与封锁工作。该计划规定在沦陷区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实施警备演习、情报传递；修筑道路、城墙，遮断壕沟、桥梁；由治安军、警备队、警察协助上述工作(12)。日伪制定一些宣传标语，如“不把食物布匹卖给八路军，困死共产党”“不容许接近中共的人在村内居住”(13)等。可见，日伪在对中共物资封锁上已做好设施、人力、情报、宣传等各方面的准备。 日伪对中共根据地物资封锁的具体做法有：首先，在与根据地相邻的游击区，日伪紧密联系保甲与合作社，调查民间的需求量，不配给超过需求量的物资，竭力阻止物资流向根据地；其次，强化对根据地物资运出入的规定，促进日伪合作，利用军队及警察力量来监视中共军民的物资搬运活动；再次，禁止边币流通，利用扣押的边币获取根据地的物资；最后，随着“治安”的恢复，不断压缩对根据地的物资封锁，在粮食、农产品上市期间防止中共的“征收”，在“安全地带”设置仓库进行粮食保管(14)。起初，日伪当局认为第一次“治运”期间物资封锁“取得效果较好”，“以胶济线鄒县为中心，物资统制的开展取得进步，合作社机构的整备也逐步完成；以同蒲线为中心，作为对山岳地带治安与物资封锁的据点，效果较好；在徐州地区1个县、海州地区2个县，东部陇海线地带，对根据地的物资封锁效果较大”(15)。 然而，日伪当局发现，他们对根据地的物资封锁，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中共的抗战力量，却不能完全断绝其生存来源。如下表所示，这一时期因日伪的封锁，盐、砂糖、燃料等物资无法进入根据地，导致当地这些物资奇缺，故而价格高昂。但是，根据地主要粮食价格与沦陷区相比差别较小，在平原地带，粮食、棉花大体能够自给自足。
日伪当局承认当时的物资封锁战术具有局限性：一方面，中国农村的农业、手工业经济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对城市的封锁并不能完全破坏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此外，中国人力、物力资源大多来自农村，甚至游击战所必要的军需原料、粮食、棉花等物资，在农村一些地区产量较大(16)；另一方面，“对中共物资封锁尚未脱离‘监管主义’的方法，还需强化对末端机关的检查。虽然物资封锁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我方兵力配备不足之处，还有很多物资流到中共根据地。城市商人投机行为也未能杜绝”(17)。因此，日方认为当前的物资封锁，缺少行政手段与军事手段的配合，并未给中共根据地带来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