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来，原本局部存在于热带地区的热带病因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而迅速蔓延。随着全球人员与物质流动加速，热带病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殖民者扩张的步伐。所谓“热带病”(Tropical Diseases)，泛指发生在热带与亚热带地区的传染性疾病类型，包括疟疾、霍乱、麻风等。热带病的流行有两大条件：一是由细菌、寄生虫、病毒或其他微生物引起，这些病毒在气温高、湿度大的气候条件下更易生存；二是这类疾病会随人员流动而更易扩散传播。从改善和控制殖民地卫生状况、减少疾病暴发和传播的风险角度看，殖民者们不得不在热带病防治问题上做出努力。①
关于热带病防治的研究，在西方殖民者推进热带地区的殖民进程时便已开启。远东热带医学会作为第一个由殖民帝国与当地政府在亚洲地区开展的、主要针对热带疾病联合防治的卫生合作治理组织，成为早期东亚开展全球卫生合作治理的关注重点。②彼时，我国台湾、香港地区陆续开展了对霍乱、疟疾等典型性热带病的具体防治，其医学体系的殖民色彩特别显著，这方面学界已有探讨。③学界关于“热带医学之父”曼逊(Patrick Manson)④的生平研究因涉及热带医学学科的早期建制与发展，从而对亚洲殖民地的早期热带病防治亦有相当论述。⑤以上研究大多侧重于单一的医学机构、典型疾病与关键人物，尚未扩展至对热带疾病的早期铺展及其运转过程的整体性思考，对早期中国港口与全球医学如何发生互动的研究亦付阙如。事实上，近代开放海港是医学全球化网络铺展、影响一个地区乃至整个海洋贸易网络运转的重要节点，因而探讨近代海港与全球医学网络之间的互动及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华南最重要的移民港口之一，厦门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已成为东西方交汇的桥头堡：它具有悠久的传统海洋贸易历史，又与列强广大的亚洲殖民地在气象学及人员流动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与华南、东南亚一带的紧密联系，使其成为殖民帝国早期入华的重要口岸，其医卫体系连通着整个湿热的热带、亚热带东南殖民区域。已有学者注意到西医入华及殖民体系对厦门的公共卫生与医疗产生了一定影响，⑥但对其作为东南门户与全球港口网络同频共振的考察还十分匮乏。本文主要利用《海关医报》及英国惠康博物馆藏档案中的相关史料，尝试通过梳理早期开放港埠厦门在现代医学与港口检疫方面的发展历程，关注19世纪的中国如何通过东南地区的移民建立起与全球性热带病网络的联系，以及中国医学现代化与地方化的双重历程。
一、西医入华：从教会医疗到海关医官
早期西医入华伴随通商口岸之开放而肇始，以医疗传教形式为多。传教士多盘踞于东南亚一带传教并为入华工作做准备，“必须注意到雅裨理、罗啻与保罗兰先在爪哇与婆罗洲逗留几年以等待中国打开紧闭的大门。当那些门终于开放，他们连袂而入”。⑦厦门与东南亚一带长期保持紧密联系，因而成为传教士们最早到达的港口之一。1842年6月，医疗传教士威廉·甘明(Dr.William H.Cumming)踏上厦门的土地，开设了闽南第一所西医院，为闽南近代医院之发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19世纪末厦门地区共有3所西人开设的公共医院，即河仔下男医院、河仔下女医院和智识窟医院，掌事医生多为医疗传教士，也不乏独立于教会之外的专门医员。此外亦有零星为特殊事务而开设的西医馆，如1871年美国领事曾为来厦的船员专设海员医院，但因需求不高，于1893年停办收回。在19世纪下半叶，智识窟医院因由教会医疗与海关医官运转、负责当地外侨医疗与海关医务，成为厦门一埠最重要的西医院，在英文中常被称为厦门医院。⑧
和多数开埠港口一样，厦门的西医事业早期是作为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兼有慈善与传教的两面性。早期来华的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们希望通过接触和治疗中国病人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⑨并毫不讳言“一直以来，医疗传教士的目标都是在治疗病人的同时进行宗教教育”，⑩因为“人们或许会质疑十字架的意义，却不会漠视手术刀的效果”。早期的医院多由教会支持，实行免费施诊、免费送药、免费住院，(11)以外科手术为主要优势，为广大没有能力看病或走投无路的民众提供救助。这种免费施医施药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的确取得了显著效果，吸引了大批经济困难无力看病的贫苦人群。在厦门传教50年的毕腓力就十分强调教会医疗工作的重要性：“(医疗传教)在许多情况下是楔子上最薄弱的一环，最终劈开了中国数百万人坚硬而保守的心灵。它获得了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获得的‘特权’，并迅速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和爱戴。”(12)
尽管教会医疗在一定程度上惠及了贫苦的基层民众，但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局限。首先，这种慈善式机构的最大问题是经费难以为继。免费施医施药需要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随着就诊病人逐渐增加，开支越来越大，教会拨款入不敷出，经济困窘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运转，医院不得不重新商讨可持续的运营方式。1862年10月7日，在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柏威林(William Henry Pedder)的提议下，在厦领事、传教士、洋商等开会研究医院运营问题，决定每年向洋行、华商及外国侨民发出认捐清单。在1862年的首次认捐清单中，医院共收到1000镑捐款，其中华人的捐赠金额已占1/5左右，如新加坡华人富商薛荣樾便捐了25银(圆)巨款。(13)在社会捐赠的支持下，智识窟医院的经费不足问题才逐渐得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