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界对“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相关史实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①不过既有研究较为忽视“中国事务顾问”娄斯(Archibald Rose)的角色与作用。关于娄斯的身份，一些国内很有影响的论著将其错误描述为“前驻华公使”，②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认知混乱。③本文主要以娄斯的活动为线索，展示英国驻华外交官如何与印度殖民官员密切合作塑造英印帝国“边界”，这有助于认识近代中缅边界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的共生关系。
一、活跃于中国边疆地区的娄斯
相比麦克马洪与贝尔，学界对英方代表娄斯的关注甚少，对他在华活动与担任英国驻华领事的事迹则更为陌生。国内论著多将其中文名字译作“罗斯”，少数学者依照北洋政府“西姆拉会议”的档案写作“娄师”。“娄斯”或“娄领”是清末民初中文文献中对他约定俗成的称呼，因而本文以“娄斯”名之。
娄斯(1879-1961年)，英国萨福克郡人，1897年到英国驻华公使馆当翻译生。1900年，因对抗义和团有功而获“中国战争勋章”，后升至驻华公使馆商务参赞及一等秘书。④1902年，他从北京前往四川，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游历。1903年开始，他担任英国驻重庆、烟台、宁波、杭州等通商口岸的领事，1909年1月起任驻云南腾越领事，这是他驻华领事生涯的最后一站。1911年5月25日，腾越领事职务由森美特(J.L.Smith)接任。娄斯在北京与中国边疆地区有长期任职与考察的经历，堪称中国通，然1911年他选择回到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进修高级汉语课程，显示了其对中国事务不同寻常的热情。1961年3月9日，《泰晤士报》吊唁3月3日去世的娄斯，评价道：“他对中国与中国人报以同情态度，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很少有人像他那么了解那个国家。”⑤
得益于腾越领事职务之便，娄斯在滇缅边境傈僳族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10年，他与印度地理调查局的布朗(C.Brown)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专刊》发表论文《中缅边境的傈僳部落》，对傈僳族社会各方面做了介绍，尤详于傈僳语言，并提供了一个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词汇对比表。⑥这类研究将滇缅边境山地民族区域论述为“无主地”，具有浓厚的政治底色，主要是为英国殖民政治服务，建构英国殖民扩张的“合法性”。⑦
滇缅界务问题是英国驻腾越领事的重要工作，涉及腾越以南已定界与腾越以北未定界区域。1902年至1941年间，腾越领事斡旋中、缅官员对已定界地区边民越界互控案件定期审理。⑧1902年，在烈敦(G.J.L.Litton)⑨的安排下，中、缅官员于边境村寨弄马(属缅甸八莫府)设立了会审法庭(Frontier Meetings)。1909年，娄斯对边案会审机制做了重大补充，又在昔马(属缅甸密支那府)设立了法庭。据娄斯自述这是与缅甸省督赫伯特·怀特(H.T.White)充分协调的结果，⑩1909-1910年度的《缅甸行政报告》评价昔马法庭的设立，娄斯要记首功。(11)
在英人对腾越以北未定界地区的侵略活动中，烈敦与娄斯也是诸多腾越领事官中参与程度最深的。为表彰娄斯为缅甸政府效劳，1911年8月英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建议授予其“印度帝国勋章”(O.I.E.，Order of the Indian Empire)。1912年1月15日，娄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论文《印度的中国边疆》，(12)时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暨前印度总督寇松(E.Curzon)在演讲开始前隆重介绍娄斯刚刚获授“印度帝国勋章”，寇松这样描述娄斯的“权威性”：
他在中国西部大范围游历，从而接触中国边疆问题，并与遥远西部独立势力建立了联系。过去三年，娄斯先生在滇缅边境担任腾越领事，任上，正值中国在西部扩张，将其行政边界带到自然边界，但这一大片的未定边界地带实际上是印度的东北边境。他有大量机会四处奔走，与那些在交界地带的部落建立友好关系。他刚刚完成印度和中亚的旅行回国。(13)
1913年，娄斯被朱尔典推选为“西姆拉会议”的代表，身份是中国事务顾问。对印度政府而言，娄斯对中国边疆问题熟稔，且在外交事务上与中国官员有交锋经验，堪称完美人选。吕昭义认为娄斯的身份本就是“西姆拉会议”的阴谋，“就是要把滇缅边界问题混入西藏问题”。(14)兰姆(A.Lamb)还注意到娄斯与麦克马洪有私人关系，“罗斯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与印度政府非常契合；他与麦克马洪和贝尔的关系都非常好”。(15)
二、腾越领事与滇缅北段“边界”
娄斯担任腾越领事期间，正值中、英对滇缅北段未定界激烈交涉，娄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滇缅北段未定界是指北纬23°35′尖高山以北区域“边界”，1894年滇缅界务条约第四条约定：“俟奖励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16)滇缅北段界务自始就包含西藏的因素，薛福成如是解释：“英人所注意经营者，欲由滇西野人山地通入西藏。惟自昔董以北俅夷、怒夷之地，英人亦未尝深涉其境。外部初议，约略分至二十八九度之间，但既为人迹所不至，滇中亦无人查考，万一受彼蒙混，分入藏地，将来彼必执条约为证据，关系非轻。”(17)这恰恰成为英人钻营的漏洞，以致于20年后在“麦克马洪线”中创造了伊索拉希山口(Isu Razi Pass)这个滇、藏、缅的“三接点”。
1900年2月14日，缅甸密支那府官员郝慈(H.F.Hertz)率领勘界探险队夜闯尖高山以北中国茨竹、赖派、滚马等寨，打死茨竹土守备左孝臣与土兵80余人。(18)中、英双方均坚称对方过界，英方理由是伊洛瓦底江与龙川江、怒江的分水岭当为滇缅分界依据。1905年3月，英方派腾越领事烈敦与中方迤西道尹石鸿韶调查尖高山以北的情况。为期近3个月的调查并未解决双方分歧，反而使得双方立场更加坚定。烈敦向英国政府提交了详细的报告，虽然发现云南边境土司在分水岭以西拥有政治权力，但却极力兜售帝国霸权思想，“希望英政府同时对北京和云南地方政府施加持续的压力，努力劝诱中国政府接受此分水岭作为两国边界”。(19)英方提议以每年1500卢比的价格租借分水岭以西的土地，(20)这并不为中国政府接受。1906年1月，36岁的烈敦猝死于任上。(21)1905-1906年度的《缅甸行政报告》评价他的去世“是英国政府的严重损失”。(22)娄斯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论文中也专门称颂烈敦的“功劳”，寇松与怀特都回应称烈敦之死“是印度帝国的巨大损失”。(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