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青团的缔造者，在各个历史阶段为团锻造青年政治组织、开展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1]百余年的共青团发展历经风雨沧桑。在党的领导下，其组织结构顺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其组织功能实现了从单一的政治性功能到示范性功能、群众性功能、价值性功能的扩展。运用结构功能理论分析共青团的百余年组织发展历程，对回顾总结共青团组织发展的经验得失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共青团历经百余年发展嬗变的过程，是共青团作为政治组织顺应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建团百余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团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不断建构、修正、演化和自我完善，体现出共青团实现组织发展、政治进步的总体趋向。共青团组织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结构优化和功能更新，是其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共青团是政治系统结构的内在组织部分，从结构功能理论视角对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历史进行总结回顾，能够从整体上揭示其演化的内在逻辑。 从结构功能理论视角对共青团组织发展进行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学者。有学者从组织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共青团的政治功能[2]，有学者从共青团组织力的结构和功能来研究共青团的组织结构[3]，有学者从共青团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色与功能研究共青团的利益协调与社会整合[4]，等等。从现有文献看，总体上，运用结构功能理论来研究共青团组织的文献较少。本文的核心议题是：从结构功能理论出发，分析共青团作为政治系统的结构因素与功能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从而厘清共青团组织内在的演化逻辑，揭示共青团通过顺应社会变革、加强政治领导改善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发展路径。 共青团在从年轻走向成熟的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成立之日起，共青团就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党保持高度一致，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也保持一致，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分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青年个体发展的需求日益多样，各类青年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社会环境更加宽松和开放。在这种环境下，共青团需要不断实现自身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更新。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共青团的组织结构实现了对党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 共青团作为政治组织，是嵌入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政治系统。从传统结构功能理论来看，组织结构的变化会改变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而优化组织机构功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团的背景下，共青团为顺应新时代新要求，需要不断优化组织结构，以此为共青团组织功能更新提供动力。也就是说，需要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新的社会秩序对共青团组织功能重构的要求，以更好实现共青团的社会功能。 二、结构功能理论：共青团百余年组织发展的理论框架 结构功能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学领域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功能进行分析的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有帕森斯、莫顿等。随着结构功能理论框架的不断修正和发展，其对社会组织结构和变革体现出的解释力，至今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着重要影响。帕森斯在早期的《卡尼吉项目：社会制度》《价值观、动机和行动结构》和《行动理论工作文件》等重要著作中提供了“价值—角色规范—集体”的分析框架。结构功能理论强调系统的观念，认为社会系统包括人格系统、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三个层面，把社会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加以分析。 帕森斯认为社会结构系统由诸多具有不同功能的子系统构成，并提出社会系统的四项基本功能组成模式①。一是适应功能，表现为系统对环境的适应，需要使系统与环境协调一致并保持这样的关系；二是目的达成功能，设定与完成维护系统所需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三是整合功能，维护系统的内部秩序和各部分的和谐，以实现整体功能；四是模式维护功能，保证价值模式的稳定性和足够的动机参与者以实现目标，同时保持整合模式。这种分析框架可用于解释任意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现象。 结构功能理论把研究的对象系统看作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组合的整体，这种“结构—功能”的相互适应性使系统在运作中能够推动自身延续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特质。这种结构—功能的互适性为社会系统的分析提供了分析框架。“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可以看出，“结构”可以看作“关系总和”，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是人们的物质、精神等生活关系的总和，这些都构成了作为社会结构认识基础的唯物立场。结构功能理论提出分化的社会变革观念，这对我们分析组织变迁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和功能重构颇具意义，特别是有助于开展组织发展外部环境分析，寻找组织发展的演化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