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大城市虹吸效应日益显著，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人口流动现象备受关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其中包括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相关措施。青年群体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生力军，是各城市吸引的重点对象。2017年以来，武汉、西安、成都等十多个新一线城市及其他西部城市先后出台人才政策，实行放宽落户、安居保障、薪酬补贴等举措，打响“抢人大战”。争夺对象是规模庞大的高校毕业生，即“年龄45周岁及以下，学历为大专及以上，流出户籍所在地半年及以上的青年流动人才”[1]。2022年6月，武汉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留汉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区建设青年人才驿站，为毕业6年以内来汉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7天免费住宿及其他综合服务，力求“把过客留下来”①；2022年7月，西安市青年人才驿站投入建设；2023年3月，西安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助推西安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些人才政策举措虽为各个城市带来了可观的人才增量，却仍有不少学者提出流动青年群体社会融入水平偏低、社群隔离的困境。杨菊华等[2]还分析了青年群体本地人认同低于老生代的代际差异现实。为此，城市要实现从“抢人”到“留人”的转变，使青年流动人才流入城市之后能留在城市，就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培育青年流动人才的认同感、归属感。而青年流动人才的城市认同困境或许与他们共同的生存状态有关。 从天津某大学毕业3年，目前在西安做策划师的甘肃受访者ZZM的日常很有代表性：“每天早上电量满格的手机到下班还会剩余40％，不过每晚要和妈妈打1分钟左右的电话、和弟弟微信视频。单休日基本用来睡觉、刷哔哩哔哩，每个月会追两到三个新节目。因为家在甘肃，没在西安上大学，在西安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也习惯了，晚上实在无聊的时候会用手机随便定位一个地方，听着音乐开车兜兜风，再漫无目的地回来。”面对智能手机深度嵌入城市生活的新变化，本研究将通过呈现青年流动人才的数字生活实践图景，探讨数字技术在建构城市归属感问题中新的可能性。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归属感的知识系谱：身份认同与恋地情结 地方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将自身定义为某个特定地方一分子”[3]的心理机制。卡斯特将归属感视作地方认同的必要前提，认为“地方环境本身并不能产生认同，人们与邻居建立社会网络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最后变成认同”[4]69；也有学者指出归属感是“认同程度的重要表现及参照”[5]。无论哪种看法，都强调归属感在地方认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归属感是“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投入、喜爱、依恋的感情色彩”[6]361，包括属于某地或某群体、喜爱感两层含义②。 早期社会学界普遍认为，建构归属感需要居住时间、社会地位、亲友关系的系统培育，即长久地共同生活与社会关系的缔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向社会制转变，单位归属弱化导致居住小区成为获得心理满足的主要场所，引发不少学者对流动人口社区归属感的关注，认为现代社会“邻里互动减少、社区参与水平低，城市社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7]。这些研究都强调在迁入地建立亲密人际交往、共同生活的重要性，把关注点集中在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归属感衡量标准。 除了身份认同，归属感还有另外一层维度：投入、喜爱、依恋的情感。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称之为“恋地情结/地方之爱”(topophilia)，即“人地之间的情感纽带”[8]5，强调人地互动中对人的主观感受和日常经验的重视。在有关移动性如何影响地方感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标准化、商业化的建筑空间与流动性加剧会造成无地方(placelessness)、非地方(non-place)的后果；还有学者提出一种“进步的地方感”，认为地方本身有差异性，它不是在均质化的内在历史中形成的单一认同形式，而是“多元认同与历史的位址”[9]112-121，是多样混杂的。 上述两种研究视角各自沿着归属感的其中一项内涵展开，此外，面对移动互联网技术改变社会生活的现实，数字媒介与流动人口认同问题的相关讨论也有不少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身份认同与恋地情结统合在归属感的考量标准下，讨论数字技术时代流动人口的归属感问题。 (二)新媒介建构归属感：“线上共同体”与“媒介地方感” 有关媒介使用与归属感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较早可追溯到芝加哥学派，认为“共同体”和“传播”之间具有超出字面上的联系，希望“报纸可以在大城市社会中将人们再次彼此连接起来”[10]165。国内学者则多通过社区传播行为环境与本地大众传媒信息关注度测量传播环境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有关传统博客、论坛是否有助于建构归属感的研究，则多考虑个体是否能在网络空间里建立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 近年来，传播学界对新媒介技术与归属感关系的讨论主要沿两个理论脉络展开。一是围绕社交媒体的线上人际交往能否以及如何增进身份认同，探寻新媒介技术建构“线上共同体”的价值。有关能否建构认同的结论大致可总结为两种，一种认为微信及QQ的线上人际交往，有助于积累社会关系资本，培育共同体感知，进而提升认同；另一种则相反，认为社交媒体仅作用于旧有人际关系的维持，甚至使人退回到迁出地的亲密关系中，对于迁入地认同建构的积极意义有限。有关如何建构认同的实证研究如“老漂族”使用微信群进行仪式性问候，通过移动连接形成姐妹群的“可携带社群”[11]，新生代农村移民在QQ空间搭建“线上社区”[12]等。二是聚焦位置媒介的数字媒介实践建构“媒介地方感”的作用。张丕万[13]较早系统论述了媒介地方研究的理论框架。随着位置媒介的兴起，不少学者认为签到、打卡等媒介漫游实践形成“小众化的打卡行为”与“个人化的定位叙事”[14]，打破媒介表征地方的固有认知，进而讨论媒介地方感“互文、流动、独一无二”[15]的特性。Tully等[16]指出年轻一代中介化的生活方式建构了一种“多元地方感”(multi-local)。Martin等[17]对墨尔本跨国留学生进行实证研究，指出数字媒介中介下地方感本身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