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基于黑格尔、尼采等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通过构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机制来论证西方制度是人类历史的最终选择。由于适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与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阶段迅速发展，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迎合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的乐观心态，获得了超出学术研究范围的广泛关注。但太阳底下无新事，早在福山之前，列斐伏尔也引用了黑格尔、尼采等人的思想，却提出了全然不同的历史终结论，并在讨论过往历史观时隔空“回击”了福山，提供了解构福山历史终结论普遍性光环的契机。更重要的是，这场错位时空的“偶然相遇”为我们打开了超出双方理论纷争的广阔思考空间。因为通过对比二者关于历史终结的不同论调可发现，任何理论建构都不能脱离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只有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从人类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回答人类社会进步的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
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如何形成的
自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来，其对历史发展的理论论断受到了无数关注与讨论。福山历史终结论之所以能引起强烈反响，除了受到当时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的影响之外，也离不开福山对历史普遍机制的理论构建。在此书中，福山并没有直接介入政治意识形态争论，而是通过引用黑格尔、尼采等人的思想构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机制来说明西方制度存续的必然性，这就借由看似中立普遍的历史问题讨论，使其为西方制度背书的历史终结论更易于被接纳扩散。因此，探究福山历史终结论引起广泛关注的缘由，确应关注他是如何利用黑格尔、尼采等人的思想精心炮制关于历史终结的普遍性话语的。
那么，福山是如何建构起具有普遍性光环的历史终结论的呢？福山特别选中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以此搭建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必然结局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机制。因为在福山看来，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是理解人类存在与历史发展的关键。原本黑格尔是在《精神现象学》中讨论意识发展到自我意识时提出承认理论，即人类需要通过否定他者、获得他者的承认来确证自身的自我意识。因为只有当自我意识与另一个同样自为的自我意识相对时，它才能在对方的承认中确证自己的独立存在。
对此，福山首先将黑格尔在自我意识领域提出的承认活动扩展为人类普遍的存在本质。在福山看来，黑格尔揭示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天然渴望获取他者的承认，他会为获得承认而战胜自我保存的动物欲望，冒着生命危险去斗争。“我之所以战斗，目的在于获得别人的认可，让他承认我甘愿冒生命危险，因此是一个自由的、真正的人。”①并且，福山认为，人为获得承认而斗争，为获得对自身自由存在的平等认可而斗争，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理性人与经济人为利益最大化只会循规蹈矩规避风险，但人为获得承认的根本欲望，为实现自由与平等、价值与尊严的精神追求，才能使人超出自我保存的动物本能与利己主义堵上一切地行动，为社会历史带来意外的变革。“有欲望的人、经济人、真正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成本/利润分析’，时时刻刻给他们提供一个循规蹈矩的理性。只有有精神的人，因为在乎自己和同志的尊严而愤怒的人以及觉得自己的价值是由某种比生理需要更崇高的东西组成的人，只有他们才愿意走上街头视死如归。”②
于是，福山不仅借用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定义了人类存在本质，而且把自由平等的西方主流价值永恒化为驱使人类行动、创造历史的崇高精神动因，历史便成了人为获取自由平等的普遍承认而不断斗争的进程：“黑格尔……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历史发展机制’，用来理解以‘为获得认可而斗争’为主线的历史进程”。③为此，福山勾画了一幅在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欲望驱动下的普遍历史机制，构建起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终点的人类历史进程。
比如，福山描述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便是在人为获得名誉、奖章等承认的斗争中展开的，“历史初期的原始战斗只集中在名誉、奖章或旗帜这类意味着获得认可的琐粹事物上”④。随即，这场为获取承认的本性之战使人类历史进入了黑格尔所说的主奴阶段，主人阶级与奴隶阶级的不平等关系对应着过往的贵族政治历史。在这一阶段中，人与人之间并未实现充分平等自由的普遍承认。因为主人虽以生命危险为代价通过斗争赢得了奴隶的认可，但奴隶是因惧怕死亡而被迫承认主人的身份，这导致主人得到的是“某个不完整的人的认可”。⑤因此，此时历史尚未被终结，人类依然在为获得自由平等的普遍承认而不断斗争。最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被人类缔造，福山宣告只有它才解决了为承认而斗争的矛盾，使众人在互相平等的承认中得到了本性的充分实现，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取代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并因此坚定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因为他所称的‘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即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这个问题。”⑥
据此，福山得出结论，人类为获取承认而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本质上是人类不断斗争直到获取平等承认的普遍历程；而正因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使所有人得到普遍平等的承认，它是人类在为获取承认而斗争的欲望驱动下的必然结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形态。在这里，福山强调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具体生活事件不再发生，而是认为促使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矛盾已被解决，人类历史结构将不再发生重大变革，人类社会的根本组织原则与政治形式也不再更替。这就是福山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背书的历史终结论。
同时，除了借用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建构历史终结的普遍框架外，福山特别选择回应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带来挑战的尼采，以此来捍卫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判断。在福山看来，尼采的末人理论显然击中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因为与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超人不同，尼采将末人视为否定权力意志、代之以平等意志之人，末人既无自主创造的能力，又打着平等意志、善良正义的旗号打击生命多样的力量与价值，“‘平等意志’——这将成为道德的名号；我们要高声反对一切有力量的人!”⑦为此，尼采坚决反对末人时代，因其压抑权力意志与生命力量，意欲将所有人捆绑在普遍平等、安于享乐的平庸化中。福山敏锐地看到，尼采所谈论的末人时代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生活十分相似，它使人缺少优越意识与强力意志，满足于平等的认可与物质的享乐。为回应尼采的批评，福山特别引用现实案例解释追求征服他人的优越意识并没有消失，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了充分释放优越意识的有效渠道。比如，西方国家的经济活动能使企业家发挥战胜竞争对手的优越意识，选举政治能使政治家实现与他人交锋并胜出的优越意识，各类运动比赛也能使人实现比他人优越的欲望。由此，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经济、政治、体育等领域都创造了使人的优越意识蓬勃发展的机会，并非如尼采所言只会陷入压抑优越意识的末人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