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 滕尼斯认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本质意志”式的“共同体”将成为一种逐渐终结的社会形态[1]，沃斯对城市化与现代化变迁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变化。他认为城市化带来了人口规模、异质性与密度的增加，这种变化使得人们要适应多种规则，从而开始变得冷漠。有学者将这种变化概括为“共同体的衰落”[2]。个体脱嵌于传统共同体，可以用“个体化”一词概括。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关注了这一脱嵌与个体化的过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脱嵌的过程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贝克则认为脱嵌是指个体从过去那些束缚他的社会群体中脱离，变成独立的个体来行动；鲍曼则用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来指称这种脱嵌。在这种流动的现代性下，人们从地方空间转到流动空间，人际关系越发疏离，但是组织的规章制度对青年的束缚与传统的共同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新的“共同体化”趋势被观察到，按照马费索利《部落时代》一书的观点，理性主导的社会关系正在被感性驱使的社会本能所取代，以命运共同体为标志的部落主义正在回归[3]。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一种工作与消费结合的新形态——数字游牧社区，在长三角的Z省A县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数字青年不满大城市公司制的单向服从，从层级化管理的固定范式中逃离出来，在乡村建立起一个消费与工作合二为一的数字游牧社区。马费索利认为社会本能在如今的具体形式是群众—社区之间的往复运动，某种共通的情感氛围使得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同时具备自然和邻近的有机秩序的情感部落。个体不再被孤立，而是出于某种相同的特质而连接到共同体中。然而，这种部落可以是流动性的、偶发性的、临时性的，而未必是稳定性的[3]。通过对Z省A县数字游牧社区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数字游牧这种特殊的消费现象是否是数字青年在演绎马费索利新部落主义意义上的共同体？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学术界关于青年消费现象相关问题的探讨已经成果斐然。许多学者深入研究了各种新消费现象，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青年消费现象的形成原因和规律，对本文的研究深有启发。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现象，数字游牧已经被各种媒体关注，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讨论话题。但这种青年消费现象蕴含的深刻内涵还需要更加专业的研究。基于消费社会学已有的文献，本文重点梳理了青年工作与消费分离的历史原因，继而介绍马费索利部落共同体的重构，并介绍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分析框架，以此分析部落共同体想象背后的青年消费行为蕴含的深刻社会意义。 (一)青年通过消费对科层管理实施精神解构 以科层制为代表的单向管理技术讲究严格的等级制度与秩序权威，强调按部就班的专业化分工，在工业时期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营利组织最喜爱的管理工具。与此同时，单向管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城市空间原有的精神文化和生活气息被抽离，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的消费体验与都市景观，造成了青年对城市工作生活的倦怠感，催生了青年自我认同困境[4]，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也改变了青年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标准[5]。对于追求精神满足的现代青年而言，他们不愿意服从以物质利益为先的工具理性，而单向管理制度作为工具理性的主要载体，过度侵占了个体生活，捆绑和异化了个体时间，打压了青年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成为现代青年革新的对象[6]。韦伯在资本主义早期就意识到了这种极端工具理性与追求物质效益的制度，在带来物质方面的社会利益的同时，会产生一些精神上的负面影响：“过去那种有助于赋予生活以目的和意义的个人之间忠诚的联系被科层制的非私人关系破坏了。对自发情感的满足和欢乐被合理而系统地服从于科层制机构的狭窄的专业要求所淹没。总之，效率的逻辑残酷地而且系统地破坏了人的感情和情绪，使人们沦为庞大的科层制机器中附属的而又不可缺少的零件。”[7] 当代青年成长于物质生活富足的数字化时代，个性化认同的精神需求加之父母从小的管教约束，让青年们更加强烈地向往实现自我价值，价值理性代替工具理性主导青年行动[8]。然而，建立在标准化的空间生产上的现代社会削弱甚至是毁灭了青年生活空间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带来惯常性空间意义解体和认同丧失[9]，工作后的青年却仍要遭受组织管理制度的压迫束缚，工作内容烦琐枯燥且一成不变，现代城市也因本真地方的空间意义丧失而成为陌生人聚集的空洞体[10]，人际关系冷漠疏离，这些压力都催生着青年寻找自我救赎的出路。在各种思潮的熏陶下，青年不满于单向服从上级命令，不满于被组织的森严制度限制自由，不满于个人价值埋没于组织物质效益，本就叛逆的年轻新一代将消费化为宣泄精神压力的现实工具，抗拒着旧环境造成的老一辈的墨守成规，提倡个性洒脱与随意自然[11]。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政府一直鼓励青年向家族势力与父权挑战，价值理性在意识形态上占了上风。年轻人在私人生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但同时在公众生活中却完全依赖于集体和国家，暂且无法仅靠自我的力量实现真正的独立，也无法彻底摆脱单向管理的桎梏[12]。消费，成为青年体验自由平等、确认自身价值与获得群体归属感的工具。然而，这种消费主义建构的身份认同仅在表面实现了青年的需要，而未触及本质的需求[13]。对固定生活方式、科层制工作模式与疲惫的身心状态的逃离和拒斥，以及通过某种全新的体验重塑自我的渴望，是青年踏上游牧生活的主要驱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