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里，通过整合低功耗记录、感应充电和无线通信技术，植入式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简称“BCI”)已在感觉运动功能恢复领域以及神经系统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植入式BCI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和实验治疗，该技术(例如深度脑刺激，简称“DBS”；颅内微电极列阵，简称“ICM”)正以其特有的神经干预特性影响着与个体思维或主体意识密切相关的自我特质。比如，一些患者在经历植入式治疗后会产生一种自我疏离(self-estrangement)感，存在类似“不再认识自己”或“我不再像我自己”的认同模糊现象。(参见Agid，et al.，p.411)这意味着植入式BCI有可能会带来“迷失自我”的“同一性危机”(identity crises)，进而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 目前，围绕植入式BCI所引发的同一性问题及其伦理争议已经引起广泛关注。2018年4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计划”(BRAIN Initiative)项目启动了第二阶段工作，其中就包括组建一个神经伦理学子工作组。该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脑计划”绘制“神经伦理学路线图”(Neuroethics Roadmap)。2019年，工作组发布了《大脑计划与神经伦理学：促进和增强社会中神经科学的进步》的研究报告，其中明确指出了植入式BCI与人格、能动性和同一性等问题的关联性，并呼吁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开展跨学科合作交流。(参见BRAIN Initiative Neuroethics Subgroup，Ch.2)相较而言，国内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文首先聚焦于植入式BCI所引发的自我疏离现象，并阐明“同一性危机”的现象及内容，重点剖析植入式BCI中“同一性危机”及其相关伦理困境和争议焦点。对植入式BCI引发的“同一性危机”本身进行诊断分析，有助于厘清植入式BCI同一性伦理议题未来的研究重点和走向，为进一步权衡和确定植入神经装置的道德风险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自我疏离体验与“同一性危机” 植入式BCI是一种通过手术嵌入大脑皮层的复杂神经技术系统，其技术原理是采用皮层内电极阵列来捕捉神经活动或激发对特定神经基质的精确刺激，随即将产生的神经元信号记录并传递给外部计算机设备，以此实现脑-机之间的双向连接。(参见Rosenfeld，et al.，p.3574)目前，尽管植入式BCI已在医学治疗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技术会潜在地影响甚至改变个体的情绪、认知、行为或性格，从而对患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创伤。一些患者在植入式BCI的临床治疗和实验性测试中表现出诸如性欲亢进、轻躁狂、冲动控制障碍等术后症状(参见李磊、王国豫，第111页)；部分患者感受到了强烈的非自主感和他律感，表示自己难以适应BCI嵌入后的身体；更有甚者将自己描述为“电子娃娃”，认为脑内的神经装置似乎成了他们思想、欲望和行动的主要源泉，使得其无法自主表达意愿。(参见Schüpbach，et al.，p.1813)这表明，植入式BCI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患者的自我与非我的边界，进而使患者产生一种难以认同自我或对自我感到陌生的疏离体验。 上述自我疏离体验反映出患者在经历植入式治疗后人格、情绪和行为上的异样表现和巨大反差，因而也引发了有关BCI可能会改变个体同一性的相关讨论(参见Gilbert，pp.107-108)，即“我是同一个人，还是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肖峰，第28页)，甚至有学者担忧由此引发所谓的“同一性危机”。加拿大生物伦理学家格兰农(W.Glannon)就曾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植入干预治疗可能会“改变一系列对思想、个性和行为至关重要的精神状态……破坏构成自我的心理属性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以及作为同一个人在时间中持续存在的经验”(Glannon，2009，p.289)。 然而，患者难以自我认同的疏离体验是否一定是由植入式BCI所引发的?事实上，自我疏离体验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失恋、失业或亲人离世都有可能给个体带来行为能力和心理状态的改变，导致个体产生“我感觉不再像我自己”的陌生体验。而且，目前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植入式BCI会对患者的个体同一性造成直接影响。(参见Gilbert，Cook，et al.，p.92)更重要的是，即便植入式BCI导致患者的个体同一性发生了变化，它是否就一定会引发“同一性危机”呢?实际上，并非所有个体的同一性变化都可被视为“同一性危机”。因为倘若对同一性概念作出规范性理解，那么关于同一性的形而上学标准可同时从量和质两方面去观察。而且当从量上去观察时，还有量级的选择问题。(参见高新民、卢锐，第33页)鉴于此，对本真性(authenticity)和疏离感(alienation)的概念区分可以对“同一性危机”作出更有效的说明。区别于“我感觉不再像我自己”的疏离感，本真性则表达了一种“我感觉像我自己”的自我认同和归属。对于一些接受DBS治疗的患者，倘若他们在治疗中找到了更为理想化的自我，而且这种“更好的”自我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么这种自我状态就会被认同并接纳为“真实自我”。一个“真实自我”包括发现和表达个体行为的本质和她/他的核心个性特征。神经科技引起的变化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只要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患者的内在价值体系，并且得到主体的认同。(参见Fei，p.9)反之，如果治疗后的自我不符合患者的价值体系或主观期待，那么就会丧失对本真性自我的归属和认同，从而对个体同一性造成严重威胁。就此而言，本真性和疏离感是一种包含重要规范维度的体验：我们体验到的本真性是我们应该努力争取的东西，而疏离感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东西。(参见Kraemer，p.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