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能否得到伦理学辩护?

作 者:

作者简介: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及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生命伦理学研究所所长,The Hastings Center国际哲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生命伦理学、实践伦理学、科学哲学、医学哲学研究。

原文出处: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伦理学研究者的基本工作之一是伦理学辩护。伦理学辩护是通过运用逻辑推理用证据或理由证明已经采取的或建议采取的行动或决策是正确的或合乎伦理的,并可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或法规法律方面的建议。因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相似,再加上“高保真”观念的影响,所以估计每年有超过10万的非人灵长类动物被用于生物医学研究。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研究不符合伦理,因为非人灵长类动物跟人一样能够敏感地感受到痛苦,而不能从研究中受益。此外,一些研究表明,人与非人灵长类动物在各种组织和基因类别方面的差异性明显超过相似性,这让一些科学家坚持的“高保真”观念遭到质疑。从伦理学角度,之所以反对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一是风险-受益比、成本-效益比并不理想,非人灵长类动物受到了非常明显、严重且不可逆的伤害;二是非人灵长类动物的感受能力接近于人,拥有接近于人所具有的完全的道德地位和边缘性人格地位,将其囚禁于实验室,并用于自身不能受益的研究,不符合伦理规范。综合来看,人类应该逐渐用符合伦理、对科学实际有益、更实用、可重复以及风险-受益比和成本-效益比理想的模型取代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在逐渐取代过程中,若必须使用非人灵长类动物,则需进行伦理审查和风险-受益比的评估,并坚持3R原则。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24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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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justification)是伦理学研究者需要做的工作。辩护有两个作用:一是用证据、理由来证明这个主张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根据目前获得的证据和理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得不到伦理学辩护。

       一、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情况

       世界上非人灵长类动物即灵长目,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中美以及南美洲的热带、亚热带的森林中。灵长目(学名Primates,中译文为日本首创),是哺乳纲的一个目,共14科约51属560余种,具有如下特征:脑器官发达;眼眶朝向前方,眶间距窄;手和脚的趾(指)分开,大拇指灵活,多数能与其他趾(指)对握。英国医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勒格罗斯·克拉克(Wilfrid Le Gros Clark)将灵长目依升序方式排序如下:原猴亚目(Prosimian)——狐猴、懒猴、指猴等;猴(Monkeys)——新大陆猴(阔鼻猴)、旧大陆猴(窄鼻猴);小猿(Lesser apes)——长臂猿(gibbons)、大长臂猿(siamangs,也称合趾猿);大猿(Great apes)——大猩猩(gorillas)、倭黑猩猩(bonobos)、猩猩(orangutans)、黑猩猩(chimpanzees);人——智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及其他。

       每年有超过10万只的非人灵长类动物(non-human primates,简称NHPs)用于生物医学研究。在美国,大概每年有7万非人灵长类动物用于研究,另外还有4.5万只在繁殖饲养,准备用于研究。NHPs用于研究的数量约占全部实验动物总数的0.5%(这个实验动物总数非常大)。在英国,从1998年开始不允许用大猿(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猩猩)进行研究,但仍然用猕猴进行研究,大多数来自毛里求斯、中国、越南、柬埔寨。欧洲目前使用的NHPs每年总数大约6000只,2008年为10000只。其中,56%用于毒理学以及其他安全性评价,10%用于基础研究,23%用于应用研究,如用于病人或患病动物的药物开发和质量控制。中国已有大大小小的猕猴养殖场近100家,一些大的猴场存栏猴有10000~20000只,但是利用非人灵长类做研究的数目不详。不过,我国政府目前已经禁止出口实验猴。

       根据国外调查,80%的公众认为NHPs用于研究不可接受。多数科学家认为,NHPs与人的关系密切,所以它们是最佳的动物模型,在不存在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时,在某些生物医学和生物学研究领域,为了进行药物的安全性评价,对它们适当的使用仍是不可缺少的。这些科学家多半不了解NHPs具有内在价值,认为将它们作为纯粹工具对待没有问题,多多少少有点儿辛格(Peter Singer)所说的“物种主义”(spesiecism)。但是,就全世界来说——包括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保护动物。他们认为NHPs研究不合伦理,应该禁止或逐步淘汰,理由如下:一是正是由于这种密切关系,它们能够与人一样感受痛苦,因此反对这样利用它们;二是它们对参加研究不能表示同意;三是它们本身不能从研究中受益。对NHPs而言,实验室生活(包括住宿条件不善和社会隔离)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再加上它们的寿命很长,这会引起重大的福利问题。有证据表明,一些用于研究的黑猩猩患有一种类似于人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2008年,盖伊·布拉德肖(Gay Bradshaw)及其同事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一只名叫珍妮(Jeannie)的黑猩猩的苦难遭遇。她忍受了十多年的侵入性研究和社会孤立,出现了自残、攻击等行为,患有神经崩溃症,苦不堪言。在退休到庇护所时,她虽部分康复,但最终被诊断为患有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该论文的结论是:“实验室造成的创伤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对黑猩猩造成终生的心理影响和痛苦。”①也就是说,NHPs作为灵长类动物,它们具有感知痛苦的能力。

       一些研究者支持NHPs实验,主要是出于“高保真”(high-fidelity)观念,即灵长类动物可能是研究人类疾病比小鼠和大鼠更好的模型,因为它们与人类具有相似性,这意味着在生物医学研究中使用非人灵长类至关重要。若禁止此类研究,将损害多个领域的医学进步,例如药物和疫苗的开发、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人脑的结构和功能及其病理学的探讨,以及异种移植等。然而,这种“高保真”观念并未得到科学上的辩护,利用NHPs进行研究也未能如期给人带来显著的受益。美国联邦政府对NHPs研究中心进行了三次评估,结果令人失望。近年来,基于证据的评估也表明,非人灵长类模型对人类医学进步的贡献比较有限。在认知和行为领域,尽管有关圈养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有所贡献,但是让NHPs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包括痛苦和死亡。一些科学家对圈养NHPs进行的行为和认知研究的生态有效性也提出了质疑。经过对NHPs研究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后,发现NHPs模型与人类医学几乎不相干。在1995年至2004年间发表的关于黑猩猩的研究成果中,超过85%的黑猩猩研究成果要么随后没有被引用,要么被引用后没有显示促进人类医学进展。而被人类医学研究引用的其余15%,也没有对人类临床实践的进展作出贡献。关于艾滋病和肝炎疫苗的研究都以失败告终:感染人的HIV不会使黑猩猩发生艾滋病,感染丙型肝炎不会使黑猩猩发生肝炎。研究出的艾滋病疫苗可以使黑猩猩对艾滋病病毒免疫,但对人无效。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就总体来看,NHPs研究对人类带来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就算有益,也是比较少的。

       总之,“高保真”观念遭到质疑,NHPs不一定是研究人类生物学、疾病病因发病机制以及开发药物和疫苗的最佳模型动物。人类与黑猩猩看起来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目前人们通过研究对两者之间的物种差异有了更多的了解。例如,在各种组织和基因类别方面,二者之间全基因补体以及基因表达和剪接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两个物种中80%的直系同源蛋白在氨基酸方面也存在差异。尽管许多药物在临床前NHPs测试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但是在临床试验中大多以失败告终。在毒理学中,使用NHPs并不比使用进化上更遥远的物种更能预测人类的反应。最近一项研究报告了被圈养并用于多个研究项目的黑猩猩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不能进行正常的认知行为,并且这种心理创伤会影响其他黑猩猩。迄今为止,NHPs研究并未显示出对人类医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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