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前沿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社会地理计算彰显出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过度关注方法和技术本身,缺乏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底层理论问题的探讨,社会地理计算的发展面临着泡沫化、碎片化和无根化的突出困境,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理论“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些学术挑战,本文首先在学术史回溯中寻绎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通过考察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地理信息科学源流演化与互动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出社会地理计算的逻辑理据根源于“空间转向”与“计算主义”两大标志性学术事件的碰撞;其次,以“游牧空间”反谱系学的思维模式划分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域,进而从横向分化与融接、纵向交叉与拼装两条路径阐释其“根茎”结构;再次,立足于范式的基本准则和框架,通过系统性“理论演绎与归纳”的方式,在认知论层面界定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范畴与核心特征,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社会系统中的何物存在、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理论与算法双重驱动”的分析方法及具体的研究路径;最后,将社会地理计算放置于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验的现实语境下,廓清了社会地理计算所肩负的使命担当,以期为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注:图中的时间刻度主要为学科分支诞生的标志性节点或者发展相对成熟时期;古代地理学未纳入本次学术史考察。 图1 社会地理计算的逻辑理据 Fig.1 Theoretical legitimacy of geo-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s 传统社会学将社会结构抽象为脱离时间和空间存在的研究主体,将空间仅视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运行的处所和背景[6],或者将空间让渡于时间,在时间维度上论述社会问题[7]。因此,空间在社会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整体缺失、局部隐晦的碎片化状态。Durkheim[8]较早认识到空间在社会和社会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在论证社会变迁时引入了空间关系的概念,通过对社会密度、物质密度和动力密度的变化分析,更加深入地剖析了社会分工的变化。Simmel对空间的研究则更为明确和详尽,将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心灵空间和抽象空间[9],为社会学深入洞察空间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Simmel在宏观上拓展空间的内蕴不同,芝加哥学派将空间的载体指向城市,采取“地理民族志”的策略对城市空间开展经验研究,试图揭示城市空间结构的分异特征[10]。经典社会学对于空间的认知大体从物理学和几何学的角度出发,以经典的物理学为知识基础来理解空间,割裂了空间和社会的联系[11],疏漏了社会学中“社会空间”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Lefebvre率先提出“空间生产”[12]的社会理论,突出“空间自身的生产”,探讨社会力量建构空间的理论机制,掀开了“空间转向”的崭新篇章。至此,Foucault、Harvey、Jameson、Soja、Castells等社会学巨擘对社会空间展开了系统而详尽的理论阐述,将权力、知识、身体、网络、资本、政治等与空间密切相关的概念嵌入社会学理论体系以重新审视社会问题[11]。自此,社会学家挣脱了对时间的偏向转而谛视空间,意识到社会存在的空间逻辑,即社会的空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