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与研究范式及展望

作者简介:
苏世亮(1985— ),男,河北秦皇岛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地理时空建模与地图可视化,E-mail:shiliangsu@whu.edu.cn,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王卓伦,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何深静,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香港 999077);徐阳,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香港 999077),陈逸敏,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兰天,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前沿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社会地理计算彰显出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过度关注方法和技术本身,缺乏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底层理论问题的探讨,社会地理计算的发展面临着泡沫化、碎片化和无根化的突出困境,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理论“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些学术挑战,本文首先在学术史回溯中寻绎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通过考察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地理信息科学源流演化与互动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出社会地理计算的逻辑理据根源于“空间转向”与“计算主义”两大标志性学术事件的碰撞;其次,以“游牧空间”反谱系学的思维模式划分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域,进而从横向分化与融接、纵向交叉与拼装两条路径阐释其“根茎”结构;再次,立足于范式的基本准则和框架,通过系统性“理论演绎与归纳”的方式,在认知论层面界定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范畴与核心特征,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社会系统中的何物存在、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理论与算法双重驱动”的分析方法及具体的研究路径;最后,将社会地理计算放置于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验的现实语境下,廓清了社会地理计算所肩负的使命担当,以期为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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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自孔德提出“社会学”概念范畴以来,社会学先后经历了古典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多元综合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理论重构(主要体现为空间转向、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等重大“转向”)等发展阶段[1]。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学始终没有摆脱方法论取向上的“社会学危机”,具体体现为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之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之争、一重范式与多重范式之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争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同时逐渐表现出学科边界模糊化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2]。究其根源,“社会学危机”受制于社会学方法论体系的自身局限性,缺乏有效刻画社会系统自组织性、学习性、非线性、复杂性的能力,无法有效揭示社会现象与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3]。与此同时,时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成熟,地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了革新与发展,为克服传统社会学的方法局限性提供了可能,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社会规律的发现、组织结构的挖掘、因果关系的甄别和系统演化的预测与模拟,同时促进了社会学的哲学反思[4-5]。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地理计算应运而生,受到了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新闻学等)学者的关注,累累硕果彰显出其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社会地理计算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具体体现为3点:①泡沫化。作为一个边界未定的新兴领域,大量智力资源在短期内涌入,提出了纷乱驳杂的学术观点,相关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难以交互验证,陷入了概念炒作的泡沫危机。②碎片化。作为一条社会学与地理信息科学交叉融合的新进路,社会地理计算对研究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具备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又要掌握地理信息科学的计算技能。然而,不同学科的学术话语尚未兼容,沟通对话依然处于碎片化的割裂状态。③无根化。作为一种塑造理性图景的新工具,社会地理计算在实践应用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唯算法”倾向,忽视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底层理论问题,不仅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理论“合法性”的质疑,同时导致其在“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等根源性问题上潜伏危机。

       鉴于此,本文首先回归社会学、地理学与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脉络,聚焦影响学术发展脉络的关键节点,论证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合法性”;其次,借助“根茎”理论对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域进行考察;再次,立足于范式的基本准则和框架,通过系统性“理论演绎与归纳”的方式,从认知论、本体论和方法论3个层面确立社会地理计算的研究范式;最后,将社会地理计算放置于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验的现实语境下,廓清社会地理计算的使命担当,以期为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2 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

       新兴研究领域往往发轫于重大学术思潮推动下的范式跃迁。因此,剖析新兴研究领域的理论逻辑,应在学术史回溯中寻绎学科发展的演进脉络与标志性节点,探究学术思潮更迭嬗变所突破的关键理论问题。对于社会地理计算而言,这一关键节点正是社会学“空间转向”思潮的兴起与“计算主义”哲学认知的转变。一方面,“空间转向”中开创性的社会空间概念引发了社会学对空间的关注、地理学研究范式从“空间分析”到“社会理论”的转变,以及地理信息科学对“空间”表征的再审视,为社会学和地理信息科学架构了理论交汇的起点;另一方面,在“计算主义”哲学认知的影响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突破了空间表征和计算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和技术方法,促进着社会学与地理信息科学的深度融合(图1)。

      

       注:图中的时间刻度主要为学科分支诞生的标志性节点或者发展相对成熟时期;古代地理学未纳入本次学术史考察。

       图1 社会地理计算的逻辑理据

       Fig.1 Theoretical legitimacy of geo-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s

       传统社会学将社会结构抽象为脱离时间和空间存在的研究主体,将空间仅视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运行的处所和背景[6],或者将空间让渡于时间,在时间维度上论述社会问题[7]。因此,空间在社会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整体缺失、局部隐晦的碎片化状态。Durkheim[8]较早认识到空间在社会和社会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在论证社会变迁时引入了空间关系的概念,通过对社会密度、物质密度和动力密度的变化分析,更加深入地剖析了社会分工的变化。Simmel对空间的研究则更为明确和详尽,将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心灵空间和抽象空间[9],为社会学深入洞察空间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Simmel在宏观上拓展空间的内蕴不同,芝加哥学派将空间的载体指向城市,采取“地理民族志”的策略对城市空间开展经验研究,试图揭示城市空间结构的分异特征[10]。经典社会学对于空间的认知大体从物理学和几何学的角度出发,以经典的物理学为知识基础来理解空间,割裂了空间和社会的联系[11],疏漏了社会学中“社会空间”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Lefebvre率先提出“空间生产”[12]的社会理论,突出“空间自身的生产”,探讨社会力量建构空间的理论机制,掀开了“空间转向”的崭新篇章。至此,Foucault、Harvey、Jameson、Soja、Castells等社会学巨擘对社会空间展开了系统而详尽的理论阐述,将权力、知识、身体、网络、资本、政治等与空间密切相关的概念嵌入社会学理论体系以重新审视社会问题[11]。自此,社会学家挣脱了对时间的偏向转而谛视空间,意识到社会存在的空间逻辑,即社会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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