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1]，性别平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面向。联合国指出，青年发展之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具有重要意义[2]，强调“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是制定青年政策的核心原则[3]，而改善青年女性的境况则是青年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共同经历的经济社会变革和重大历史事件形塑了同一世代青年人口的共同特征和发展图景，同时青年内部的分化也不容忽视。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不同社会特征的青年人口在发展目标上的首要任务和发展途径上的主要困难存在差别[4]。 青年发展既是人类发展进程的集中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发展水平[5]。不同性别的青年人口在教育、就业、结婚、生育、健康等各种重要的生命事件中面临差异化的挑战，能否“平顺”地度过青年期，解决好“烦心事”，将引发未来生命历程中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一代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性别平等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在青年发展视角下，侧重分性别探究青年人口的结构差异，区分两性青年面临的不同困境，并进行学理思考，以期促进两性青年平等和谐发展。 一、新时代影响两性青年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差异化路径 青年是时代的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主要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拥有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条件，呈现出与社会共同发展、平行发展的新形态[6]。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上，现代化转型、互联网社会兴起、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等全球通性，与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市场化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计划生育政策不断优化等中国特有的国情相互交织[7]，从不同维度拓展了两性青年的发展空间，建构起二者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开拓了青年发展的新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时代的重大变迁，推动了以经济参与为主的青年发展格局。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明显增强，在职业选择上逐渐离开“稳定”的“铁饭碗”，向开放、多元、现实等方向发展[8]。随着国家将劳动力配置的权力让渡给市场，原本受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保护的女性就业机会和权益逐渐弱化[9]，女性面临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显现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25-49岁黄金劳动年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1990年的91％下降至2010年的83.2％[10]，青年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利地位。进入21世纪后，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平台、新模式不断涌现，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新机遇，新兴青年群体开始摆脱“职业依附”[11]，涌向去雇主化和灵活性的就业形态，比如文化产业和生活服务业等[12]。新业态灵活弹性的工作模式、宽松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突破时空限制的工作环境等不仅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配置[13]，也有助于与女性的职业和家庭特征形成互补[14]，平衡工作和家庭，减少男女体力上的差异[15]，为青年女性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但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青年人口更直接、频繁地暴露在不确定风险中，两性青年风险抵抗能力的差异亦可能导致二者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第二，面向青年群体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强，为两性青年的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教育经费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递增[16]，由2000年的3849.0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9561.85亿元，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进一步增长到61329.14亿元[17]，极大地推动了青年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义务教育实施于1986年，2008年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18]，2012-2021年在全面普及的基础上实现了县域基本均衡发展，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从99.85％提高到99.9％以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长期存在的辍学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19]，教育资源的扩大和均衡发展极大地改善了“90后”“00后”青年人口在小学、初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20]。普通高校的扩张始于1999年，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21]，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22]。20多年来，中国女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扩张幅度高于总体水平[23]，这一突破无疑有助于新时代青年女性全面发展进步。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优化交织于青年人口的生命历程中。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并于2012年起逐步放开生育二孩、三孩，分别对应“90后”“00后”青年人口出生和进入育龄期的两大时间节点。一方面，生于独生子女家庭的“90后”“00后”青年，在家庭缺乏异性子女参照、父母对子女的性别角色期望较为模糊的情况下，他们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经历的性别角色差异，以及成长过程中累积的社会网络的性别分化较少[24]，因此这部分青年在教育、职业发展层面应趋向平衡。另一方面，随着二孩、三孩政策放开，以生育事件为节点，两性青年人口的发展趋势发生分异，女性在生育后通常需要在家庭领域与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这将加剧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女性每周工作时间、正规就业概率、工资水平以及身心健康等带来负面影响[25-26]。 第四，现代性引致思想文化跃迁，两性青年婚姻家庭观念出现分化。成长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以及新技术和新媒体迅猛增长的历史阶段，青年一代的性别角色观念整体朝向现代化发展，性别平等意识不断增强，女性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得以确立并稳步发展。但中国男女的性别观念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状态，两性性别观念的现代化实际上并不同步，男性的性别观念较女性更加传统[27-28]，传统的性别规范与现代的性别期望在公私领域不时发生碰撞，使两性青年在身份认同上陷入困境。青年的个体化趋势是思想文化跃迁的方向之一，具体表现为青年人“脱嵌”于旧有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融入新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中。于婚育观念而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口持有不婚、丁克等非传统的婚育观念，但同时，“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模式和高住房成本下对父母的经济依赖又将青年人口置于传统和现代矛盾交织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