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牧”是一种依托互联网的流动型工作和生活方式，兴起于欧美，近年来在我国开始出现。从事“数字游牧”的个体即“数字游民”。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Dali Hub(大理)和Digital Nomad Anji(安吉)等较成规模的“数字游民”聚集区。一篇高赞的知乎经验帖将“数字游牧”定义为“一种被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它的受众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的强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并尽享地理套利红利，全球移动生活的人群”[1]。该描述反映了这一新兴人群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却并未揭示“数字游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也遮蔽了中国“数字游民”的独特性。分析“数字游民”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引导他们成为社会创新和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构建美好数字社会的重要研究内容。 一、“数字游民”特征分析 (一)“数字游民”的基本特征 “数字游牧”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等经济模式紧密相关，我们只有在理解Web3.0兴起后全球数字经济变革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诠释“数字游牧”这一工作、生活方式的特质，进而解读它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并预测其未来发展。同时，通过聚焦“数字游民”这一小众而活跃的群体，研究者可以洞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表征，由此切入社会经济和文化治理的宏观问题[2]。 从全局和比较的视野着眼，我们可以概括出“数字游民”的如下特征：(1)“数字游牧”的实质是数字时代技术赋能的游居。在局外人看来，流动性和自由度是“数字游民”备受艳羡的光环。而个体的游居选择主要通过地理套利或汇率套利来实现，其依托的机制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信息资本的全球流动。(2)游居是一种阈限状态。游居选择是在自主性和稳定性之间权衡的结果。阶段性的游居是个体的生命周期与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阈限状态，深受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3)中国青年“数字游民”的心理动因高于功利意图。国内从事或向往“数字游牧”的人群中有大量求职阶段的青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数字游民”热与“佛系”“反内卷”和“逃离北上广”等话语相交织，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对功利主义评价标准的疏离，以及自我主导职业发展和人生意义的意识，这与欧美“数字游民”利用数字金融等产业套利的动机有所不同。 (二)青浦新村民初探 近年来，关于“数字游民”的论文数量激增，但相关实地调研相对欠缺。只有深入具体环境，才能了解青年“数字游民”的独特性，揭示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之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治理的特殊意义。为此，2023年8月中旬，笔者在上海市青浦区开展了为期1周的考察，走访了近10个自然村，试图了解该地区青年“数字游民”的概况。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研的对象并没有严格限定为从事数字金融、自媒体等行业的青年，即“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的狭义的“数字游民”，而是适度拓宽到利用互联网开展经济和社交活动、满足文化需求的城乡游居青年，目的是探索在大理、安吉之外，如长三角这类发达地区的城郊对于有游居倾向的青年的吸附作用，进而探讨他们与乡村的关系和参与地方营造的可能性。 在青浦的一些乡村，乡村运营团队的入驻以及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的自发聚集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这些新村民虽然仍在市区和村庄之间不定期地流动，但他们在乡村的停留意愿和时长以及社交活跃度都远高于普通游客。而且，随着乡居时间的延长，一些松散的在地群体也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活动、交往模式，甚至培育出群内默认的某种地方认同感。从此次调研的情况来看，青浦区对于研究和引导我国青年“数字游民”的发展趋势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价值。青浦的发展正处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上海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多个重点工程相交汇的战略机遇期，而青浦的区位和禀赋又决定了它在上海的这一发展阶段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上海各区仅青浦与苏浙均有接壤，而途经青浦的重要交通网线包括2019年启动运营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跨省公交线路，建设中的上海地铁17号线西延伸段，加上规划中的练塘通航机场，便利的交通条件巩固了作为上海之门的青浦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及上海大都市圈建设的重要性。沪苏湖高速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的建成运营还将进一步强化青浦与上海中心城区以及长三角重点城市的联系，推动地区融合发展。其次，青浦的自然条件优越，大莲湖畔的青西郊野公园是2012年上海市郊野公园概念规划选定的5个试点中唯一一个以湿地为特色的郊野公园，距离上海市中心不到40公里；青浦、苏州、昆山交界处的淀山湖历来就是苏南地区的航运要津，它还是黄浦江上游的天然水库、水产养殖的良好场所，环湖散布着朱家角、周庄等古镇和新兴民宿、水上运动中心，入选了第六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此外，青浦区不仅是上海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还拥有深厚的水乡人文底蕴。现仍保留的古镇中，除知名的朱家角外，金泽、白鹤、重固等地的开发程度较低，反而更受休闲游客和长居者的青睐。较低的生活成本和优越的自然、人文条件是“数字游民”目的地的共性，但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地点能在满足慢生活需求的同时，仍处在上海、苏州的文化辐射之内。“数字游民”大多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自由职业者以及相关服务行业，如咖啡、户外运动的从业者，他们的生活方式深嵌于城市文化的结构中，他们的“反内卷”宣言实质上又反映了对城市喧嚣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态。概言之，“退出了，但又没有完全退出”，对于在城市中心之外游居的“数字游民”而言，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而这就意味着青浦具备了吸引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游民”的先天条件。 反之，“数字游民”又能为青浦带来什么呢？在成为新村民之后，他们在青浦的发展规划中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显然，年轻人能够为空心化、老龄化的村落带来生机，但新村民是融入还是悬浮于地方社会，目前看来仍是因人而异的，并不存在有效的可复制模式。此外，“数字游民”从事的文创、旅游产业虽然与环境整治、水源保护的目标相契合，但这些零散的经济活动要生成持续的经济效益并且惠及村民，又必须依赖于高度组织化的科学管理和运营，这似乎又与“数字游民”脱离科层制、追求自由的初衷相悖。如此看来，游居与地方的有机融合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笔者认为，这并非是一个死结，破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我国青年“数字游民”的独特性。选择“游居”出于当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这种个体自发的选择能否转化为有益的社会行动，取决于我们对其主体动机和外部条件剖析基础上的有效引导和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