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伴随外需的增加，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对外贸易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和亚洲生产网络的核心枢纽。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对中国外部需求增长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冲击，不过源自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上升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钟腾龙和余淼杰，202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与“一带一路”倡议一起，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和价值链深度融合。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和供应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以及中国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的加深，对外贸易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在中国出口中心度、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面临的脆弱性(徐奇渊和东艳，2022)，即上游断供风险。全球分工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各国生产的互补性增强(杨继军，2019)，使得全球价值链中一个断点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链条的生产。同时，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社会矛盾激化，也加剧了中国进口中间品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日趋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上游供应链不仅需要高效，还应是稳健可控的，如何“稳链保供”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此外，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增强内外联动效应，主动扩大进口中间品范围，通过示范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带动国内相关企业创新发展，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主导权，实现“扩链强链”也是高质量发展关注的重点。 对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而言，“稳链”意味着稳定企业上游供应链，“保供”则是保障下游需求，下游的“保供”需求是企业“稳链”的动机。而“扩链”则表现为推动新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通过“以开放促创新”的策略路径，最终实现“强链”。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企业对其上游供应链的调整是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生产要求，出于防范上游风险的目的进行“稳链保供”，抑或基于推动自主创新、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主导权的考量，实行“扩链强链”。特别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什么样的环节和位置，直接关系到企业的风险暴露、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创新环境，进而影响到它对外部需求变化的反应和采取的上游供应链调整策略。因此，在探究企业“稳链保供”和“扩链强链”动机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企业自身所处的价值链位置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外部需求影响企业上游供应链布局的机理，能对不同价值链位置企业做出的异质性供应链调整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以理解不同企业在面临下游需求变动时为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市场竞争力、创新绩效等做出的差异化路径选择。就理论意义而言，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和深化理解企业全球价值链物理位置的经济影响。就现实意义而言，为企业在面临下游市场变化时结合自身所处价值链位置进行上游供应链调整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了解微观主体在不同情景下对上游供应链的调整需求，为量身定制惠企政策与产业政策、统筹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与安全提供了政策启示。 现有文献较充分地考察了外部需求对企业生产、出口和决策的影响。如Mayer et al.(2021)基于法国的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正向需求冲击时，会倾向销售更多核心产品。钟腾龙和余淼杰(2020)研究发现，质量竞争策略企业面临正向需求冲击会提升产品价格、产品范围和分布离散程度，成本竞争策略企业则相反。Aghion et al.(2022)分析了企业在面临下游正向需求冲击时做出的创新决策，使用法国企业层面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外部需求扩张的创新激励效应，表现为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提升。Barrows and Ollivier(2021)发现外部需求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增加了碳排放水平，但也带来技术升级和排放强度的下降。侯欣裕和孙浦阳(2019)则探讨了外部需求变动对于企业工资的影响，发现外需的变动显著提升了工资水平。此外，部分文献指出了外需影响的异质性，当外部需求扩张时，规模越大的出口企业越可能凭借竞争优势在出口市场中占据更多份额，实现“赢家通吃”(Autor et al.，2020；Panon，2022)。综上，已有研究表明，外部需求变动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但鲜有文献聚焦于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的上下游关联，探究在下游需求扩张的情形下，微观主体“稳链保供”和“扩链强链”动机的形成机理。更鲜有文献深入挖掘由于价值链位置的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供应链布局策略的内在逻辑。 全球价值链位置测算方法的演进为本文分析外需的影响机理创造了条件，已有文献利用平均生产步长考察全球价值链的物理位置，将投入到最终需求的距离称为上游度指数(Antràs et al.，2012；Miller and Temurshoev，2017)。Wang et al.(2017)提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将价值链长度定义为增加值引致的所有产出与净增加值之比，并证明了这种算法与已有研究的等价性质。这种算法可以剥离纯国内的生产活动，获得GVC上游度指数，更好地刻画了全球分工这一特征。进一步地，Chor et al.(2021)、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以及彭水军和吴腊梅(2022)等采用份额加权方法将上游度指数引入微观企业层面，为后续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考虑嵌入价值链企业上下游关联，研究下游外部需求对中国企业上游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及其形成机理，重点考察由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不同而引致的上游供应链差异化布局。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构建了一系列企业上游供应链指标，反映其上游供应链的稳定性，并将大国关系也纳入指标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方面，本文将以GVC生产活动为基础测度的价值链位置指标引入微观企业层面。第三，在经验研究结果上，本文发现当嵌入GVC的企业面临下游外部需求扩张时，企业出于“稳链保供”的动机，会构建更为稳定的上游供应链，这主要表现在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策略上。同时，外需扩张带来创新激励，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缓解创新的技术约束和成本约束，即“以开放促创新”实现“扩链强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当面临外需扩张时，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创新激励越强，越倾向于“扩链强链”；而价值链位置越低的企业，“稳链保供”的动机越强，且会通过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进一步降低海外供应链风险。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加速重构、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本研究结论对防范上游风险、进行“稳链保供”，以及推动自主创新、实现“扩链强链”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