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志平,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 南昌 330022)。

原文出处:
中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

字诀批评是明清文论中比较常见却又少有专论的批评现象。字诀批评源起于道佛教义,同时又广泛流布于古代书画批评等诸多领域。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主要从文学涵养、体性风貌与创作技法等方面凝练并发展了传统文论思想。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特殊批评形式,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传播价值与认识价值,值得深入探究。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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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3399/j.cnki.zgwxyj.2024.01.014

       总结古代文学的创作法门,揭示各体文学的审美特性,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为常见的批评现象。在这其中经常出现诸如“代字诀”“婉字诀”“蓄字诀”等明确标示字诀样式的批评形式,亦即本文所谓“字诀批评”。它通常以标举字诀并对其稍作疏解的形式而显现,是批评者对相关创作经验的理论凝练,也是批评者有关文学创作基本规律的个体化与条理化的表达,在古代文论中显得别具一格。字诀批评源起于道佛教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审视古代文论的发展与流变有着重要的价值。这种批评形式在集大成式的明清文论中尤为突出,直至今日仍有广泛影响。本文就此论题加以探讨,权做抛砖之论。

       一

       就语义本源而言,“诀”有“法门”之义,尤为偏向指涉道教方术之法,这从诸多韵书相关载述中不难见出。宋人毛居正《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有言:“诀,别也,绝也,辞也,通作决。亦作觖。又,方术要法也。”[1](P563)金人韩道昭《五音集韵》亦言:“诀,诀别也。又,绝也。《增韵》:辞也。《通俗文》云:与死者辞曰诀。又,方术要法也,谓决定无疑也。”[2](P209)据此可知,“诀”之原初语义之一即指“决定无疑”之“方术要法”,后世所谓“字诀”“秘诀”“要诀”“口诀”由此而来。“诀”因道教方术之隐秘性而被赋予神秘色彩,并被视为不可易得且不容置疑之修行秘法,具有郑重庄严之感,这点据《道藏》诸多典籍名目得以确证。久而久之,后人则以此泛指法度,故而徐铉《说文新附》释曰:“诀,别也。一曰法也。”由此看来,原本“字诀”秘不示人且不容置疑,具有较为庄重的道教仪式感。

       就诸种诀法运用形式而言,有别于“秘诀”“要诀”等繁冗陈述,道教方术中的“字诀”因其言简意赅、便于识记,在道教徒修行过程中广为认可,从而在道教类典籍中留存有修行字诀,如“或有黎庶幼弱老小,田家婴儿妇女,胸心各有所怀,善字诀事,各有一两十数”[3](P331)云云。可见,字诀是道教修行方法中至为简省有效的形式,达到了以少总多的表达效果。

       除了道教方术催生出字诀形式之外,佛教相关仪式亦是字诀产生的共时性源头。且看一例:晚明董其昌所著《文诀九则》,在“文诀九则”题目之后,董氏自注:“准华严字母,一字为一势”[4](P310)。所谓“华严字母”,即指古代佛教徒为了学习梵语而用汉字标识的古印度梵语字母表。董其昌自述其文诀形式借鉴了华严字母,显然亦有庄重的仪式感,由此不难想象古代字诀批评很有可能亦受佛教之影响。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古代字诀是道教方术与佛教仪式共同作用之结果,其原初形态往往带有庄重色彩。受此影响,唐、宋、元三代书画与文学创作等艺术门类出现了以“诀”命名的要籍,例如唐初杜正伦《文笔要诀》与欧阳询《传授诀》、唐末荆浩《画山水诀》以及宋代保暹《处囊诀》与楼昉《崇古文诀》、元代倪士毅《作义要诀》等,反映了古人借助“诀”名而引人正视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元人陶宗仪在书论中较早引入了字诀批评形式:“李后主七字拨镫法:擫、压、钩、揭、抵、导、送。李华二字诀:截、拽。”[5](P215-216)不过总体来看,元代之前各类谈艺典籍并未真正凝练出独具意味的“字诀”,仅为后世字诀批评之先导。

       考察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除却上述明前历时性影响因素之外,尚须顾及诸多明清时期共时性影响要素。这其中大体包括三方面:

       其一是以准字诀形式出现的文学批评。例如,茅坤在《文诀五条训缙儿辈》中总结出“认题”“布势”“调格”“炼辞”“凝神”等5条为文之道,已呈现出类似字诀批评色彩。李腾芳在《文字法三十五则》中论述“意”“格”“倒”等35种为文法则,也接近于字诀批评形式。庄元臣《文诀》则以看似杂乱无章的56条随笔,全面论述了古文与时文的写作要义,同样具有字诀批评意味。

       其二是书画理论中的字诀批评。试看以下两则清代书画批评史料:

       执笔有虚、悬、直、紧四诀,即古所谓双钩、悬腕、实指、虚拳是也。盖掌虚而后运掉轻灵,腕悬而后纵横适意,管直则锋正指紧,则力遒也……卢肇曰:“运笔之妙不在于力,用力则笔死。”故予所订紧字诀,特不令指间松懈耳。[6](上卷)

       画有两字诀,曰“活”,曰“脱”。活者,生动也,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脱者,笔笔醒透,则画与纸绢离,非笔墨跳脱之谓,跳脱仍是活意……斯真脱矣,斯真画矣。[7](P106)

       此类批评,与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形式并无二致,完全可能对文论家产生影响。

       其三是文人生活经验中的字诀批评。不妨再看以下材料:

       世人制菜之法,可称百怪千奇……其事维何?有八字诀云:摘之务鲜,洗之务净。[8](P265-266)

       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诀,曰烂,曰热,曰少。烂则易于咀嚼,热则不失香味,少则俾不属餍而可饫。后品“少”之一字,真妙诀也。[9](P69)

       据此可见,在世俗生活的不同领域,作为经验之谈的字诀,因其简便通俗而又切中要义,成为世人广为沿用且依然带有个体化意味的表达方式,同样可能对文论家的字诀批评产生同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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