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观的群众实践逻辑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呈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内容提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群众实践为主线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具体内容是:群众实践具有创造性,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应始终坚持师生平等原则,进行共情式沟通和启发式教学;群众实践具有主体性,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应始终坚持自觉自愿原则,突出群众亲身经验的基础地位;群众实践具有现实性,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脱离生活,应始终坚持物质利益原则,以群众切身利益为切入点、革命根本利益为着力点,循序渐进培育和强化理想信念。深刻把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观的群众实践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论认识,而且对做好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2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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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从群众实践视角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本文拟对此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以期更好地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掌握其内在规律。

      一、从群众实践的创造性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师生平等原则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要将理想化为现实,不能单打独斗,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然而,由于当时群众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愚弄以及其他各种条件限制,群众文化素质较差,思想观念落后,政治觉悟偏低。因此,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群众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P1031)“‘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1](P933)朱德认为,“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2](P94)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尽管普通平凡,但正是他们“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2](P114)任弼时说道:“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3](P302)张闻天强调,群众实践“是长生的,是无穷的,是永远继续前进着的”,“不断创造出极可宝贵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与方式以及各种极可宝贵的经验。这些群众创造出来的东西,常常是一个领导者,即使是天才的领导者,也不能预料到的。”[4](P278)基于群众实践所具有的创造性,中国共产党提出师生平等原则,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虚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P790)因此,“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P864)任弼时提出:“我们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3](P302)张闻天强调,“群众不但需要我们去教育,而且他们也教育我们。”[4](P279)这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师生之间应该是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关系。

      根据师生平等原则,中国共产党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共情式沟通。顾名思义,就是在拥有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上进行沟通。毛泽东认为,要做到共情式沟通,并非易事。首先,通过接近和熟悉群众,培育共同的思想感情。为了加以具体说明,他讲述自己在学生时期的情感转变,当时他认为世界上干净的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但是,与工人农民一起生活、相互熟悉之后,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由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在思想感情上贴近群众,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P851-852)其次,通过学习和使用群众语言,传递共同的思想感情。毛泽东特别赞同季米特洛夫的一段话:“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1](P842)这就是说,学习和使用群众语言不只是为了通俗易懂,更是为了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产生共鸣,从而让群众愿意听、听得进,将沟通效果最大化。与毛泽东一样,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注重与群众的共情式沟通。周恩来要求“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5](P131)任弼时强调“与群众融成一片”。[3](P304)张闻天认为,要与群众“进入精神上的接触”。[4](P297)由此可见,他们均已认识到,沟通的关键不仅在于各自说了什么,更在于对方听了什么以及怎么去解读,在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的情况下,沟通是难以有效进行的。

      第二,启发式教学。与注入式教学相比,启发式教学主要有以下不同。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者始终抱着向群众学习的谦虚谨慎态度。毛泽东指出:“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1](P809)张闻天强调,对待群众“应该是谦逊的与和气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是发自内心、严肃认真的,决不是“敷衍滑头的政客手腕”。[4](P300)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者善于提出问题,鼓励群众进行民主讨论,由他们自己得出结论。陈云在担任中央学习小组组长时,就“故意从反面提出一些问题,来引导大家进行‘抬杠’,使大家从争论中获得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有的时候,陈云邀请艾思奇、吴亮平等知识分子进行辅导,也是着重于让他们和学员一起进行讨论,“解答学习中遇到的思想困惑和疑难问题”。[6](P284)因为具有以上优势,启发式教学更受欢迎,效果也更为显著。首先,在启发式教学过程中,群众容易获得充分的参与感,认为结论不是外界强加的,更乐意认可和接受。张闻天指出:“只有这样经过对方以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思想,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才是最可靠的,最有力量的,能够使人们行动起来的思想。”[4](P298)其次,在启发式教学过程中,气氛愉快宽松,即便说错了也不会被打断,群众没有往日的担心和顾虑,敢于“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有利于及时发现群众身上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加以纠正和解决。[4](P298)另外,启发式教学中的民主讨论有利于教师从群众得到反馈,收到好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不断改进教学方案,提高教学质量。可以说,启发式教学既体现了尊重群众的创造性,而且又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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