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是一个文明国家赖以维系其生存与进步的内在力量。作为道义与真理的象征，“精神”既承载着人类社群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规范，也彰显着个体人格的意志品格与行为方式。深刻认识中国精神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问。近代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精神的价值与功能。由于解答时代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中国精神的价值认识也有所不同。如张岱年从文化的角度指出中国精神在民族凝聚、精神激励、整合创新方面的价值。唐君毅立足中国精神的整体性指出其具有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的价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精神的概念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论述中不断系统化、理论化，推动了学者对中国精神的价值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①。综合来看，尽管现有关于中国精神的价值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学者们或侧重于中国精神的民族性价值，或关注中国精神对国家建设某一层面的价值，尚未统合不同学术视野和理论范式。若要充分发挥中国精神的重要作用，亟需对其价值作一整体梳理。总的来看，中国精神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道德三个维度上。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精神的思想价值 中国精神的思想价值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质，包含固本和超越两方面。具体而言，中国精神是务实的，即以社会历史实践中对社会历史规律、自然规律的总结为其底蕴。在精神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古今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整合。同时，中国精神又蕴含了超越现实的价值追求，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滋养。 (一)整合古今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从宏观上看，当代中国精神包蕴着从古至今的中国思想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思，其最终目标在于统一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的矛盾辩证思维。对于这种统一的形式，如果要从中国传统的哲学表达中寻取一个合适的概括，则“道”堪当其任。 “道”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常以本体的形式出现。正如有学者所澄清过的那样，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并非西方哲学中宇宙发生意义上的第一推动者“ontology”，而是强调宇宙、人间、万物不断创生、变易、流行的根源和最终实在[1]。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思维是人们根据道之演进规律提出的。中国古代哲学家阐释“道”本体的根本指向是“道”之流行对人的意义。他们注重探寻本体流行的规律，以发掘本体之用。“道”之流行遵循和谐辩证的规律，蕴含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之中。如老子认为矛盾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矛盾像道之阴阳两面一样相互依存，相反相成。在阴阳的结合中，不断创生世界万物，使万物和谐有序运转，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因此，人要遵循“道”相反相成的和谐辩证原则，居弱守雌。又如儒家所强调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孔子以“叩其两端”为“中道”的体现[3]110，即对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比较，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庸》进一步以“中道”为“天道”流行的最高规律，将天地万物流行的规律与君子修身之道相结合，指出若“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8。可见，儒家既注意到了事物内部的差异，又注重在遵守原则的基础上协调矛盾，使其结合并产生新的有机体。 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抓手，也在于凸显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以“批判的”和“革命的”为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4]。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矛盾思维，并指出运用否定的方式应当既考虑过程的一般性，也要考虑过程的特殊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对立面的统一，但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通过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使新事物替代、克服旧事物。列宁进一步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5]受列宁影响，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并指出前者是相对的，而后者是绝对的。关注矛盾斗争性的“斗争哲学”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而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辩证思维是中国古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接榫，两者均内在地呈现了深厚的理性思维与现实关怀。在中国精神的结构内，“道”的生生、变化，为整体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黑格尔曾指出精神的“生命就是活动”，各民族对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将会“被降为一种现成的材料，由精神加以转化。”[6]在当代社会，中国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思维日渐凝合，融汇为中国精神的内核。新的时代主题中蕴含着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各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增多、社会发展需要各方力量相互协调等新的社会实践都促使人们认识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共存。概而言之，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深入事物内部揭示其中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其共同价值目标都是为了促进事物自身的和谐发展。辩证思维需要和谐与对立共同发生作用。体现矛盾思维、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哲学”被转化为在面对改革发展稳定、意识形态管理、党风廉政等方面的矛盾问题时，勇于应对困难挑战、敢于担当的斗争精神，而关注事物同一性的传统和谐思维被转化为强调不同国家文明互鉴的丝路精神、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塞罕坝精神。二者共同保留在中国精神中，协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有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等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