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现代化道路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方法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曹典顺,男,江苏沛县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等(江苏 徐州 221116)。

原文出处: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如果说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得表征马克思哲学的唯物史观得以问世,那么马克思晚年用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审视现代化道路,就是对现代化道路本质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用唯物史观对现代化道路实现的条件进行历史性分析,在批判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理论的同时,也表征了现代化道路本身应该是一种可选择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对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运用,既将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正式纳入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又通过对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起源问题等的回答,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现实可能。通过对古代社会氏族制度、西欧主要民族国家和俄国发展道路的个案分析,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在明确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社会发展道路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也论证了“另一种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科学性。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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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马克思早期唯物史观的思想性研究相比,马克思晚年①唯物史观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研究,还是一种实证性质的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晚年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重新审视“传统现代化道路”,以期能够发现现代化建设的另一种可能性道路——“另一种现代化道路”。从马克思的全部著述来看,虽然他并没有专门写作以现代性为主题的理论文章,但在一定意义上,对现代性的批判,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就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而言,现代化是现代性的现实表达,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哲学概括。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本质上就是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从研究方法的视角理解,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在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还践行了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和借鉴了社会科学的“个案分析方法”。这一方法论层面的创新,使得社会发展道路的唯物史观研究更具有“科学性质”的意蕴——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深度探讨这种思维方式与当下现代化道路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精髓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②。

      一、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运用与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唯物史观反思

      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既是马克思晚年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唯物史观能够正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依据。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的唯心史观观点往往以割裂历史的方式来解释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企图将传统现代化道路描绘为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选择。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既认识到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思维方式的唯心史观本质,也为科学认知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支持。这种方法论支持表现为,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通过对现代化道路实现条件的历史性分析,在批判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理论的同时,表征了现代化道路本身应该是一种可选择性的发展道路。

      (一)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的唯心史观本质

      所谓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认知”,是指将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视为成功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唯一道路选择。这种“唯一性”表现为,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必然要走上传统现代化道路。这一认知方式实际上是在思辨理性的思维方式上谈论现代化道路问题,即它“把现代化还原为某种超历史、超时空的普遍性原则和公式,认为它拥有可以运用到任何时空和所有地方的本质规定性,因而对不同的、异质性的社会和民族都具有不容置疑的规范力量”[1]。换言之,如果传统现代化道路被预设为一种只能被执行而不能被质疑的必然性、真理性的存在,那么它的必然性与真理性的确证问题就成了理论困难。

      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认知”,试图通过论证资本的先在性来说明这一道路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然而,该理论预设本身却忽视了资本形成的历史性与条件性。因为,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的观点是“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2](452),是一种将资本当作先在前提的荒诞认知。马克思揭露并批判了这种认知方式,在他看来,货币和商品“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3](821)。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缺乏“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货币和商品的资本化,是无法确保传统现代化道路成为世界各国都必然坚持的社会组织发展道路。

      传统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认知”,通过对资本形成的历史性与条件性的剥离,将传统现代化道路描绘成一种普适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对各民族和国家历史语境差异性的忽视,而且是以一种同质化的方式理解这种差异性。在探讨理解历史现象的正确钥匙是什么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145)。据此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走传统现代化道路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即便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发展成果,也不能说明这种发展道路就普遍适用于其他国家。如果后发国家不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道路,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是很难取得与先发国家相类似的发展成果的,甚至会失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成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正是基于对各民族国家历史条件同质化理解方式的否定,马克思在探讨俄国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时,才得出了“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4](143)的结论。

      (二)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为社会发展道路确立提供了正确的认知方法

      基于对传统现代化道路“唯一性认知”的唯心史观本质的理解,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道路的确立和选择不能以割裂历史为前提,他将唯物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作为选择和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认知方法。这种科学认知方法的产生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马克思意识到社会发展道路的确立应当遵循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而对这一客观规律的把握需要通过对以往社会历史的分析与研究来实现。其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性是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理解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历史条件的不同,才有可能做出符合该民族和该国家实际发展需求的正确道路选择。其三,马克思指出,社会本身“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10-13),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的确立应当兼顾其过去的发展情况、现在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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