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经典中的经典，《资本论》的辩证法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典范中的典范，深入真切地把握这一典范性的方法论，是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不可或缺之前提。虽然自世纪之初金融危机爆发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资本论》阅读热以来，国内哲学界也产生了一个持久的《资本论》研读高潮，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资本论》的阐释，产生了比之以往要多得多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但却也不无遗憾之处，那就是《资本论》的辩证法作为马克思所创造的社会科学建构逻辑的独特性，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从而也就谈不到对于这种独特的辩证法之何以可能的理解，以及进而如何在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之中运用这一辩证方法了。人们大多仍是或者将这一极为独特的方法论简单地归结为黑格尔式的思辨逻辑，或者与之相对立，将之同样简单地归结为一般意义上的科学逻辑。两种简单的归结，看似对立，但在忽略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的独特性问题上却高度一致，殊途同归，可谓是两极相通。一种理论的方法与其目标或目的是内在一致的，不同的方法必然导向不同的理论目标，而不同的理论目标必然有与其相匹配的方法，因而对一种理论方法的认识与对其目标的认识是内在相关的。基于此，本文将从《资本论》的目的或旨趣开始来探讨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的独特性及其得以可能的条件和方式。 一、《资本论》何为 《资本论》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它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哲学纲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马克思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还没有十分明确以什么样的方式改变世界，但无可置疑的是，马克思正在不懈地探寻能够真正地改变世界之路。这一探寻过程便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回顾的方式所表达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由此马克思就进入了他的数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对自己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历程的回顾，也就明确地宣示了这一思想历程乃是从哲学走向科学的历程。因此，不容置疑，政治经济学研究乃是切切实实的实证性的科学研究，而非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加以严厉批判的黑格尔式的哲学思辨。 这便意味着，马克思所寻求的乃是一种客观有效的改变世界的逻辑，或者说基于科学的有效的解放逻辑。关于科学与有效地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若抛开其价值指向，海德格尔将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技术视为科学的本质，可以说是极为深刻之见。至少对于近现代科学而言，说其之本质是指向改变世界之技术，乃是抓住了科学之实质。如果说自然科学是一般意义上服务于人类改变自然世界的科学逻辑的话，那么，与资本主义一道兴起的作为社会科学之典范的政治经济学，便是服务于资产阶级之改变世界的科学逻辑。如果说这一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尚未显明出来的话，那么，这在后来的分化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中便表现得十分明确了。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微观经济学，便是服务于个体经济活动的科学理论；而所谓宏观经济学，则是服务于政府经济活动的科学理论。而这两种经济学，又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条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的。显而易见，既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现实，那么，它便不可能是与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同一类意义上的科学。 一门科学所服务的目标不同，其理论表现形式自然亦会不同。不同科学之间的不同，无疑首先会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与现代经济学在理论形式上的不同，最为直观的显现便是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整体或总体，而现代经济学则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各自局限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总体的某一局部或层面。这一不同虽然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但却包含着十分深刻的意蕴，那就是，现代经济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虽然也都是以经济过程为分析对象，但这种分析却是在预先设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恒久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此前提下，所提供给服务对象的“科学理论”便只能是在既定条件下如何利用这些局部规律去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目标。无疑，这种前提设定自然是为其所服务的目标决定的。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欲之目的既然是有效地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不合理的生产方式，那么，它便不能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这一生产方式的某一局部或层面，而是必须将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作为有机整体从总体上加以把握，意味着不仅要将现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从空间上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去把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时间上将这一有机整体把握为一个有其产生、发育、发展、衰落和消亡的生命有机体。而这便进而意味着不能像现代经济学那样，只是在经济生活的表层上寻找某一层面或局部的经济运行规律，而是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生命有机体的内部，揭示出其生命过程的内在规律，并由其内在规律而说明其表层表现。 在这方面，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这十分不同于现代经济学，但他们却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资本主义看作了一种非历史的存在。显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一种自然存在，也就否认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从而也就否认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这种对于资本主义之为一种历史性生产方式的否认，说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整体性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和有严重缺陷的，从而必须予以改造，以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为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通过以上比较考察，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同于服务个体经济活动的现代微观经济学和服务于政府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学，亦不同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也更非类同于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因而必须将之认定为一种服务于有效地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独特的社会科学。而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科学，必然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