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忽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逻辑体系的摒弃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影响。现实的、经验的“感性—对象性”，是费尔巴哈新哲学的逻辑起点，它的重要性在于把辩证法对象性逻辑的对象即实践的对象，从抽象的概念转向“现实的人”本身，以“感性—对象性”超越黑格尔的“理性—对象性”。它破除了一切先验预设的迷梦，使黑格尔的神秘走向现实、从先验走向经验、彼岸走向此岸、理性走向感性。 在《基督教的本质》的序言中，费尔巴哈明确表示，他的思想植根于活生生的现实，是“经验哲学的或历史哲学的”①，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哲学革命，正是体现在“感性—对象性”(对理性—对象性的颠倒)和“现实的人”(对神秘事物的颠倒)这两大支柱之中。费尔巴哈的思想犹如一道闪电，也促使马克思在1843年间逃离黑格尔神秘主义逻辑体系俱乐部，成为费尔巴哈派俱乐部的重要成员。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写作几乎都围绕“类本质”展开问题研究，无论是《德法年鉴》时期的两部著作，还是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抑或《神圣家族》，都不再有《博士论文》那一套抽象思辨的逻辑痕迹。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时，首先应当重视的就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然而这一相当重要的问题，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忽略和第二国际的机械阐释而被遮蔽、误解，甚至被遗忘了。重新审视马克思思想中的费尔巴哈因素，尤其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的逻辑要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第一次哲学革命，即1843年马克思由鲍威尔派转变到费尔巴哈派的原因和方式，以及再一次哲学革命，即1845年马克思如何通过“主体，即社会”②使“感性—对象性”逻辑发生革命性转变，进而创立唯物史观，显得尤为重要。 “感性—对象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逻辑体系，包括对象本身、对象性活动、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存在(对象性的主客体)、对象性物(对象性活动的结果)等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把对象性理论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的“对象性活动”。与黑格尔把对象性建立在确定性之上的思辨活动的逻辑不同，费尔巴哈的对象性逻辑侧重于“感性直观”，马克思的对象性逻辑侧重于“感性活动”，实体与主体的关系是流转于其中的红线，也是对他们的思想异同进行辨析的关键。 一、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与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变革 费尔巴哈认为，对象的基础只能是“感性”，而不能是“理性”。因而，“对象”是现实的可感的对象，而非超感官世界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实体或精神对象。费尔巴哈通过对“对象”的颠倒，使感性实体替代了理性实体及其对象关系，有力地抨击了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实际上，费尔巴哈的“对象性”概念依然来自《精神现象学》，但他进行了核心层面的颠倒。在费尔巴哈的新哲学中，唯有“现实的人”，才是一切“感性—对象性”得以存在的前提，而不是“自我意识”。因此，哲学的逻辑发生地必须破除一切先验预设的迷梦，必须对黑格尔的对象性逻辑进行起点转换。 重新确定“感性—对象性”的逻辑起点使费尔巴哈至少实现对黑格尔的两个超越：其一，通过“现实的人”批判神学。由于宗教由人创造，因而人成为反宗教神学、反对神秘主义的中心。人的最高本质是人，而不是神。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中心要从宗教的神性下降到黑格尔的理性，并最终下降到人性，发掘“现实的人”的“类本质”。其二，通过“感性—对象性”超越唯理主义。费尔巴哈把“对象性”的“理性”下降到“对象性”的“感性”，把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确认为“现实的人”本身。因此，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使“实践”从思辨下降到现实，从天国下降到人间，从神圣世界下降到世俗世界。这些话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就经常谈到“下降”问题。费尔巴哈对《精神现象学》“感性确定性”的逻辑起点的颠倒及其所开启的对象性视域在后黑格尔时代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理论创见对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感性—对象性”的“实体”本质 费尔巴哈正是从“感性—对象性”角度来论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中心思想的，在他看来，人只有在“对象性”的感官活动中，而不是在纯粹概念自我发展的思辨活动中，才能不把人作为神的创造物，而是把神作为人的创造物。人是对象的本质，“人之对象，不外就是他的成为对象的本质”。③对象也是人的本质，“人将自己对象化了，却没有认识到那对象就是他自己的本质”。④这对前唯物史观时期的马克思来说极具启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⑤如果把“感性—对象性”作为一个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过程；在鲍威尔那里被解释为“自我意识”的自我实现过程。费尔巴哈在进行逻辑起点的转换后，从“类本质”角度，把思辨活动的“对象性”转换为“感性”“爱”等等的感性实体的直观活动的“对象性”。事实上，这些都隶属于费尔巴哈新哲学的“实体实践”范畴，也是对“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注解。费尔巴哈实体性的“感性—对象性”直接导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基本采用了这一套逻辑体系。 (二)以“实体”展开对象性关系 费尔巴哈对“感性—对象性”的关系界定，使得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也从“实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对象性关系。“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⑥这里马克思加了着重号的是“人的”“对象性”“同对象的关系”。尽管马克思已经感到了费尔巴哈“实体”一词隐藏的危险，但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还是在感性直观的活动意义上把对象性关系理解为与费尔巴哈无本质差异的“实体关系”，认为“人的现实的实现”⑦是“多种多样”的实体人的实践“活动”⑧本身。如果马克思对“实体”一词的自我屏蔽隐藏了对费尔巴哈超越的可能性，那么马克思对“类本质”概念的强调，则导致了他和费尔巴哈一样，又以隐蔽的方式回到黑格尔强大的思辨逻辑体系中：“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⑨“类力量”，以及人的“类本质”，依然是隐蔽的自我异化、自我扬弃、自我回归的先验逻辑体系，在经过经验感性的起点转换后又潜在地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