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早在新王国时期即已深度参与古代近东事务，迎来大量移民，成为一个包容和吸纳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国度。①后期王朝时期(第26-31王朝，公元前644-前332年)，既有本土王朝的复兴，又两次被波斯占领。这一时期的埃及与东地中海各政治势力的交往更加深入，埃及城市中首次出现希腊人集中贸易和聚居的区域。②自后期王朝以来，经希腊化和罗马统治时期，埃及迎来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新的移民浪潮，包括希腊人、波斯人、犹太人、安纳托利亚人、黎凡特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黑人等。其中，为埃及带来持久政治和文化影响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得到有力推进。由于对晚期古代遗址的发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聚焦于纪念碑性特征突出的宗教或公共建筑，对城市整体遗址的发掘较少且遗址保存状况普遍欠佳，目前对晚期古代埃及③城市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在纸草文献的辅助下，整理考古发掘成果，重构托勒密和罗马埃及的部分城市布局，讨论相关建筑的风格、功能及其沿革，但仍远不足以描绘城市发展的全貌。④本文以希腊化城市在埃及的出现和发展为线索，整理晚期古代埃及的移民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尝试在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的整体语境中考察埃及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呈现方式及其影响。 一、外来移民与多元文化传统的交汇 埃及人和希腊人最早建立联系可追溯至第18王朝法老阿蒙霍太普三世时期(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在当时埃及对其各臣属国的描绘中，伊奥尼亚人首次出现。之后，晚期青铜时代环东地海世界的大灾变打断了包括埃及与希腊的联系在内的许多国际交往。直至公元前7世纪，即后期王朝中的舍易斯时期(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埃及人与希腊世界恢复正常往来。这一时期，埃及以希腊雇佣兵充实军队，大批希腊人因此来到埃及，位于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成为埃及和希腊文化的重要交汇点。该城是出于贸易需要而建成的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也是在亚历山大城建城之前在埃及承担衔接地中海贸易网络重任的重要节点城市和港口。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希腊人再次与埃及本土政权发生联系，缘于一次偶然事件。第26王朝的普萨姆泰克一世(Psamtik I，约公元前664-前610年)本是埃及分裂为12个部分时的诸王之一，后被其他国王忌惮并放逐。为了复仇，他向布托城(Buto)的勒托(Leto)女神求取神谕，后者向他建议寻求来自大海的“青铜人”的帮助。之后，一些正在海上劫掠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身着青铜铠甲，被迫在埃及海岸停泊，神谕应验。普萨姆泰克随即向他们求助，并承诺如果他们与其结盟，助其成功，他将致以重谢。随后事成，普萨姆泰克废黜了其他诸王，重新统一埃及。他兑现诺言，将尼罗河佩鲁西亚支流两岸的两块土地(即希腊语的“营地”)提供给帮助他取胜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居住，并让一些埃及的孩子向这些人学习希腊语，他们成为之后埃及—希腊语翻译人员的先驱。⑤这两块“营地”并非位于瑙克拉提斯，而是在其附近。直到舍易斯王朝的另一位君主阿玛西斯(Amasis，公元前570-前526年)时期，他对希腊人抱有好感，不仅把希腊人从上述“营地”迁至孟斐斯，用作他的侍卫，而且，在他给予某些希腊人的优待中，特别把瑙克拉提斯这样的城市给予愿意定居在埃及的希腊人居住；对于愿意在沿海进行贸易，但不想定居在埃及的人，他答应给他们一些土地，供他们用来安设祭坛和修建神庙，共有希腊东部的九个城市参与出资了这些建筑项目。⑥根据以上记载并结合考古证据可知，希腊人于公元前7世纪以普萨姆泰克一世的雇佣兵身份来到埃及并获准定居；瑙克拉提斯作为一处埃及定居点建立的时间可能不晚于公元前625年，这里居住着埃及人、希腊人，可能也有腓尼基人，后于公元前570年前后由阿玛西斯“特许”给希腊人居住。⑦该城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埃及和希腊两个文明的跨文化接触的桥梁。 瑙克拉提斯位于舍易斯城以西约16公里处卡诺皮克支流岸边，除地理位置便利外，它的发展还受益于处于盐和泡碱的产地附近，且周围即是三角洲腹地，汇集了充足的谷物用于出口。瑙克拉提斯在其鼎盛期占地约60公顷，总人口约达13000人：除希腊和埃及人外，这里还有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波斯人和其他族群。作为一个通往地中海的军事基地，它曾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当时的海军战舰和大型海上航行船只都可以停泊在此处；作为埃及最早的一座“希腊城市”和港口，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是埃及通过地中海与希腊、腓尼基、塞浦路斯、北非、萨丁尼亚、伊特鲁里亚和西班牙进行贸易的联结中心。瑙克拉提斯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古代殖民城市，从来不是殖民地，也没有被外国势力完全占有过；外国人在这里获得了各种特许权，他们在这里发展商业利益，相应地新的城市区域发展起来，但城市本身仍控制在埃及当局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尽管相隔遥远的时空距离，这座城市却与1842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上海颇为相似。⑧ 到了希腊化时代，随着托勒密王朝的建立，埃及吸收了大量东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移民，其中，由托勒密主导的军事移民数量庞大。据推算，至公元前3世纪中叶，这类移民约占希腊成年男性移民的63％，数量达5万之巨。⑨这既是由于征服埃及的马其顿希腊上层不信任本土埃及人，将其排斥在军队之外；同时，埃及士兵在战力上不如马其顿希腊雇佣军享有国际声誉也是一个原因。致力于与其他希腊化王国的军事竞争的托勒密君主必须采取主动策略，招募域外移民组成王朝军队并在必要时补充兵源。托勒密一世建立起一支总数约在5万至6万人之间的马其顿希腊人常备军，且能在一度遭遇惨败、军力折损近半的情况下迅速将士兵数量补充并维持在3万至4万人之间，⑩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其招募马其顿希腊军事移民组成王朝常备军策略的有效性。 托勒密王朝还采用“柔性”方式吸引马其顿希腊移民前来埃及。通过建立亚历山大缪斯神庙(博物馆和人文研究院)和图书馆，大力扶持希腊文化研究，汇聚了一批饱学之士，亚历山大城成为新的知识生产的中心。同时，希腊部分城邦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被引入新建的希腊城镇，降低了希腊移民在异域定居的生活障碍。(11) 晚期古代埃及的另一大移民群体是犹太人。公元前7世纪中叶，一批犹太士兵在象岛协助第26王朝的普萨姆泰克一世对抗第25王朝的末王塔努塔蒙(Tanutamun)。(12)公元前6世纪中叶，驻扎在象岛的犹太士兵转为波斯帝国在埃及的边防卫戍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在象岛建立了定居点。象岛的犹太人宗教有巴比伦宗教的强烈痕迹，他们不仅崇拜亚卫(即耶和华[Yahweh])，可能也崇拜战争和狩猎女神阿纳特(Anat)以及女神阿夏姆(Asham)，女神被视为亚卫的配偶，这是早期亚卫信仰与传统多神教相似的证据之一。(13)后世以宗教排外为特征之一的犹太教对这一时期象岛的犹太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他们的犹太教仍保持一种开放状态。(14)正是因为存在宗教的相似性，犹太人得以与周围拥有不同信仰的埃及人以及其他族群在大部分时间中通过通婚、经济协作等方式和睦相处。在托勒密时期，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07年征服耶路撒冷，将巴勒斯坦地区的12万犹太俘虏集中迁往埃及(约瑟夫斯认为之后旋即被托勒密二世释放(15))，其中有3万人被安置在军队和边境工事中；到公元前200年，仅亚历山大城即有10万犹太人；在托勒密六世时期，受马加比战争影响，约在公元前170年前后，又有大批犹太人随大祭司奥尼亚斯来到埃及。埃及的犹太人不仅人数众多，是埃及人、希腊人之外的第三大族群，而且广泛分布在北至亚历山大城、南至象岛的埃及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