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23-10-28 〔中图分类号〕F127；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31(2023)11-0015-10 〔DOI〕10.13239/j.bjsshkxy.cswt.231102 一、引言 经济发展红利增速放缓、城市老龄化问题日渐凸显，在结构化转型的困境之中，人力资本逐渐成为地方政府之间竞逐的关键对象和核心资源，建立青年发展型城市成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2017年4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首次提出在全国培育“青年发展型城市”，同时在地方城市推进试点，以“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为目标探索城市发展的实施路径。2022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确定了45个试点城市(含直辖市的市辖区)，旨在推动地方政策出台各类促进青年发展的政策。2023年，陆续有城市制定城市宜居性和永续性发展的解决方案，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和保障。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作为一项长远利好的政策，是让青年与城市创新创造活力相互激荡、青年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有别于城市“增长优先”带来环境、人口规模与城市空间价值的变化，其所蕴含的“反增长政治”重构了城市政治经济的理念，得以嵌入城市治理与规划实践中[1]。目前，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政策工具研究还有待挖掘，打开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的政策工具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依然在建构城市社会的中国而言，其更是探索和确认符合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重大实践问题。基于此，本文构建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政策工具选择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梳理了我国45个试点城市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政策工具，实证探究各类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及其组态效应，以期总结试点地区的经验做法，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扩散提供政策建议。 二 政策试点：政策领域的黄金法则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相关学者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发现政策试点是中国特有的渐进性制度变迁路径。其中，韩博天对中国政策试点的起源与轨迹进行了概述，认为政策试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并逐步形成的政策测试创新机制[2]。作为中央政府提出的典范指导，政策试点致力于针对与政策目标相关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在政策规划和设计中形成针对特定政策结果的行动方案，成为中国运用得最为频繁的治理策略和改革工具之一，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 以局部试验带动整体改革，政策试点的结构设计和策略规划需要启动并通过政策行为者的集体努力才能实现。评估政策试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评价该试点方案是否成功，而是在于检验政策设计的严谨性和探索政策实验的可能性，通过将试点地区置于既有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理念之中，进而以此地区为案例进行检验和论证。因此，以实验设计为基础的政策试点被视为公共政策领域的黄金法则。 目前，国外学者已将政策试点运用于消费者保护政策[3]、长期护理政策[4]、绿色金融政策[5]等研究中。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既有的政策试点研究主要从解释机制、内在逻辑和扩散机理等视角进行解析研究。第一，归纳代表性的解释框架包括“分级制政策试验”“双轨制政策试验”以及“吸纳—辐射”过程模型。第二，基于政策试点分析了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垃圾分类政策试点、留守儿童社会政策试点与创新的扩散机制。第三，通过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政策、2000-2012年中央推动型试点以及《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探究了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特征和结果差异等。综上可见，现有研究对政策试点中政策工具选择逻辑的注意明显不足，部分学者探讨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6]、进行中央推进政策试点差异化的政策工具分析[7]，但尚未涉及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实施路径及工具模式。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强调将青年成长发展的模式纳入城市规划，准确定位青年群体在城市环境中的潜在力量，出台城市青年发展所需的法律、制度、措施，以解决经济、社会转型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关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评价体系和实践探索的分析，包括基于智慧城市思维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评价体系、以整体性治理视角研究青年高质量发展的“深圳样板”实践、基于青年发展型城市探索老旧社区的再生规划路径等，而就其政策工具的选择及其内在逻辑而言，仍存在理论缺口，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尝试回答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相关政策工具选择的内在逻辑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将政策工具理论嵌入政策试点的内在逻辑，通过构建政策工具选择框架，分析青年发展型城市政策试点的政策工具分类组合，实证研究青年发展型城市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与影响因子，以期梳理、归纳和总结试点地区的经验做法，为后续政策扩散、发展提供参考。 三 “资源—情境—制度”：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政策工具选择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青年发展型城市政策试点的政策工具选择有其必然性和现实考量，城市的社会结构特征决定了工具组合的生成、选择模式，并贯穿于政策制度逻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