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青年健康政策力度不断提升的政策背景下，中国青年世代的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这一群体存在肥胖超重、机能及耐力素质下降、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较高等特征[1]，其住院率和就诊率也呈上升态势[2]。诸此，关注青年世代的健康，提升青年世代的健康水平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和政策构建议题，也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保障。作为新科技的互联网正掀起现代社会生产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截止到2023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6.4％，40岁以下网民占网民总体的52.5％。涵盖即时通信、搜索引擎、新闻、办公、娱乐、社交、公共服务(比如，网约车、在线医疗等)等功能的互联网工具、平台内容及其使用频率，深刻影响着青年世代的社会网络、生活状态与工作方式等[3]。那么，互联网所引致的技术社会化及其带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变将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转向?个体健康转向是趋好(即健康溢价)还是趋坏(即健康惩罚)等是极具价值的研究问题。 本文拟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多维度测度青年健康水平的基础上，采用系列计量因果推断方法，探索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健康各维度的影响及其路径机制。如此，本文一方面揭示高频度互联网使用与青年世代健康间的逻辑因果与实证因果；另一方面，证据为本的政策建议也为政府未来的健康政策规划提供应然指向，在学术层面助力“健康中国2030”的早日实现。 二、概念、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在健康领域，互联网通过重塑现代医疗服务和管理模式，改造社交网络形态、手段和工具[4]，开拓知识传播的新路径并提升知识传播效率[5]，丰富产品和服务类型等诸多方式影响大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造成城乡和年龄世代间的“数字鸿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是技术的社会文化过程。互联网技术赋能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组，以“去中心化的平等关系”“参与化的互动关系”“流动化的共享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时代现代社会关系整合[6]，正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大众身心健康结果的塑造。 1.人媒互动、多元整合与“数字健康” 互联网技术的“媒介赋能”，使得传统个体端和健康服务端的单一联结模式向个体参与、多元整合的“数字健康”演进[7]。“互联网+”时代的“资源整合”与“万物互联”特征使得囊括信息健康技术、远程医疗、远程保健和个体化医学等诸多内容在内的“数字健康”成为可能[8]。“互联网+医疗”逐步发展出“互联网+商业医疗保险”“互联网医疗+商业医疗保险”等新形式、新业态，正不断丰富健康管理的内容和形式[9]。如在心理健康领域，网络心理咨询平台提供诸如线上咨询、线上预约线下咨询、心理测试、知识科普等服务，使心理疾病的预防、干预和治疗多元化、便利化[10]。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等工具手段，远程心理服务突破线下心理咨询的“距离障碍”，以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在心理健康干预治疗中取得良好的效果[11]。诸此，“数字健康”实现了健康管理和健康治理的有机整合，推动了健康管理水平和健康治理效率的优化提升[12]。 “人媒互动”的关系转变及其引致的潜在“成本-收益”刻画了个体健康参与的行动逻辑。作为理性行动者，个体行动原则是最大程度获取潜在利益[13]。Grossman的健康需求模型进一步细化“成本-收益”的健康投资逻辑——健康是“消费品”和“投资品”两者属性的整合，个体健康资本投资取决于潜在“成本-收益”的权衡[14]。一方面，“数字健康”提升健康管理水平和健康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互联网+健康”突破传统健康服务的时空约束，节省健康服务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进而提高个体健康投资的可能[15]。诸此，互联网技术赋能使得个体深度参与“数字健康”建设，互联网技术提升青年健康水平的“健康溢价”能力得以显现。考虑到在当下，青年世代极少存在不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本文将互联网使用区分为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和低频度互联网使用，以区分互联网介入青年世代生活的程度。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高频度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青年世代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健康水平，以及客观健康水平(生病住院次数减少)，产生“健康溢价”效应。 2.人际互动、社会网络与健康支持 互联网的全球性、交互性以及自由性等特征影响业已形成的社会网络规模、结构和社会资本的集聚，而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之间呈现正向的强化关系。互联网消解了社会交往的空间距离感，依托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的“人-人”之间的高密度交流使得已有的社会交往得到强化[16]。与此同时，互联网提高了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相似的个体在网络空间聚集以及线下相识的可能性，这又相应扩展了个体已有的社交网络[17]。 社会网络的内涵和外延式发展、侪辈群体更为紧密的联系使得个体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积累也变得更为深厚[18]。业已形成的社会支持及社会资本对个体身心健康的裨益得到广泛证实[19]。“主效模式”认为不管人们身心处于何种状态，来自外界的支持会对其身心健康起到裨益作用[20]。“缓冲模式”则认为社会支持起到缓解压力进而影响健康的调节作用[21]。概而言之，互联网社会赋能带来的社会网络延展化起到了叠加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而对身心健康产生“健康溢价”效应。 然而，社交互动的物理空间解构，“线上+线下”的社会网络形态是否真的实现社会网络的延展，并叠加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进而产生“健康溢价”效应?理论学者的一项研究认为“个体化进程”解释了当下社会的孤独自我现象，互联网交流扩展了“交友数量”却约束了“交友品质”，线下交流的减少产生滋生心理健康的负向效度[22]。这种“线上交流”代替“线下交流”，网络虚拟空间代替现实物理空间的交流模式，使得互联网技术赋能下的社会关系呈现“在场替代效应”，进而减少线下人际互动的可能[23]。这直接抑制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并且对于本身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来说负向效果更为明显[24]。网络空间的“身体不在场”特性意味着网络社交是“身心二元分离”与“自我统一性丧失”，是现实失落感的虚拟空间自我陶醉[25]。这种在互联网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弱势自我与他人比较的落差同样深刻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研究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