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研究历来是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曾涌现费正清、孔飞力、史景迁、魏斐德、周锡瑞、柯文、滨下武志等一批知名的史学家，其著作的研究视角及理论方法，对中国学界的晚清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外晚清史研究虽有一定的梳理和总结，①但多是宏观探讨或针对美国学界的清史研究进行分析，缺乏结合晚清史译著的具体内容进行系统的考察。加之，近年来国内新引进翻译了一批相关译著，而学界的相关探讨较少。为此，本文拟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海外晚清史研究代表性译著为考察对象，②从学术史角度梳理和总结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视角、特点及局限，关注该领域内中外学界的互动与交流，并就未来深化国内晚清史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一、多元与多变：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视角 海外晚清史研究以美日两国为引领，③其研究视角独特，不同于中国既有的历史思维、论述立场和书写模式，故往往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不同的学术风格是因为与国内学者相比，海外学者具有不同的学术、文化及政治背景，其观察和研究的视角自然存在差异。从近十年晚清史译著内容看，海外学界主要关注晚清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中外关系等图景，出现了新社会史、新政治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多样的研究视角，展示了海外晚清史研究的丰富面相。需要注意的是，近十年国内引进译著的外文原著的出版时间早晚不一，既有出版于1954年的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也有2019年出版的柯文的《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这些译著基本涵盖了七十余年来海外学界在不同时段的代表作，从中可见海外晚清史研究视角的变化。 从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趋向看，美国学界引领了西方晚清史研究的潮流。美国的晚清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注重政治史、外交史及思想史研究，重视精英人物及现代化问题考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重新社会史及新政治史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晚清中国，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的行为与经历，关注群体的政治活动，并考察妇女、劳工、农民等底层“小人物”群体；20世纪90年代转而重视新文化史研究，眼光总体上更往下，研究更细微，重视族群、性别研究，特别是对下层大众文化、城市文化进行考察；21世纪以来，强调“内亚转向”，注重边疆、族群研究的“新清史”颇为活跃，还有学者从全球史视角研究晚清史。目前，美国清史研究出现新的“欧亚转向”，与之前文化史有密切关联，更强调世界史与生态史的取向。④包括晚清史在内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的不断推陈出新，除受当时西方史学思潮转变影响与美国学者不断调整更新研究对象与方法外，还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背景，如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远东战略以及中国的兴衰和国际地位有关。⑤ 日本学界的晚清史研究视角不仅不像美国学界那样呈现明显的转换，而且在断代上也没有明显的晚清史分际，很多是在中国近代史范畴中进行研究。日本学者对晚清史研究的重点是中日关系史、社会经济史及区域社会研究，近年来则是对亚洲史的关注，将中日放在跨国视野中的亚洲及东亚范围内考察，以及与此相关的考察东亚海域的“海洋史”研究。在晚清思想和教育领域方面，日本学者更重视中日人员交流、互动，分析日本传入中国的概念、名词的演变等。在晚清经济史研究方面，滨下武志等学者重视对晚清通商口岸、海关的观察，提出“亚洲贸易圈”的研究视角，打破“西方中心论”，从亚洲区域内经济贸易与互动来探求晚清中国的变化。从目前日本学界对包括晚清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看，其研究对象开始涵盖社会底层，其研究重点转向日常生活，甚至个人层次的生活史也被置于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中加以探究。⑥ 在海外晚清通史著作方面，⑦很多海外学者对清史或晚清、民国组成的近代史进行整体叙述，运用长时段理论开展贯通研究，晚清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时段。近十年来，海外最有影响的涉及晚清的通史译著，当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中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一书，以及中信出版社2016年推出的“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书，两书都有近一半章节对晚清史进行了精彩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日本学者撰写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系列，其中第十卷为波多野善大编著的《东亚的开国》，也有部分内容介绍了晚清中国针对西方入侵的反抗斗争与应对措施。 海外早期的晚清史研究，以美国费正清学派为引领，重点研究晚清上层的政治外交，国内近年也引进了相关译著。例如，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分三大部分论述了传统中国的外交“朝贡体系”及其在广州的应用，探讨了鸦片战争及不平等条约签订的过程，研究了这些条约特权在各通商口岸落地实施过程期间中外双方的角力。⑧费正清、邓嗣禹的《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对晚清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都有涉及，主要论述了西方列强侵华后中国精英阶层对此的种种回应。⑨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从1858-1880年这一时间段切入，“细致梳理外国驻华使馆的建立、国际法的引入及中国常驻外国公使馆的设立等三项核心议题，流畅出入于宏观与微观之间，溯源近代外交的历史起点”。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