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4)01-0005-09 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机器工业开始兴起，到1937年为止，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是在一个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中心的、具有几千年自成一体的文明体系而又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诞生和推进的。在外有先进帝国主义列强欺压，内有传统封建顽固势力阻挠的情况下，历经艰难困苦的奋斗，到1937年时，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新的生产力诞生，新的生产领域、生产方式相继出现，并获得程度不等的发展。 对于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评价，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工业化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中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①根据笔者的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37年前已经达到的状况是：法律法规渐成体系，近代大机器制造业已经兴起并形成数十个企业集团，铁路轮船为标志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规模，邮政电讯业提供的快速信息服务和银行业为首的金融融资结算体系已经建立，证券市场和保险公司等金融工具已有相当的发展。与此同时，经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此前中国极为混乱的币制基本得到统一。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为止，中国的关税主权也基本得以收回。再加上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的发育发展等，都显示这时的近代中国，一方面已经构建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构架和标志也逐渐形成。②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在此期间虽然历经多种障碍、战乱、天灾人祸乃至政权更迭，但站在宏观和更高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像一条奔腾向前的大江，中间虽有回旋、逆流和低潮，甚至包括支流和岔道，但工业化发展的主流依然向前奔腾难以阻遏。显然，从这个角度观察和分析，其中的主体脉络是存在的。如果抛开主客观因素和价值评判等尺度，特别是从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进行观察的话，可用开放、引进、继承和创新这四个关键词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体脉络进行概括和总结。以下就以这几个关键词为中心进行论证。 一、开放与引进 毋庸讳言，在近代中国，开放就是要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系交流和往来。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开放就是以开港为标志。当然，近代中国的开港包括被动开港和主动开港。被动开港，是西方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为开端。主动开港，则是以中国自主开港的方式进行。 被动开港以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始，战争结果是《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这五个开港城市都成为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和贸易口岸，以及香港被英国强行租借占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放天津、烟台、汉口等商埠，加上此前中俄设立的陆路口岸，共开辟18处商埠。此后，天津很快成为继上海、广州后的第三大港，并成为华北贸易的枢纽，汉口也成为内地贸易的枢纽。 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在意识到“兵战”力有未逮难以成功的情况下，郑观应等思想家从七十年代提出的“商战”主张在1898年左右开始诉诸实践，由此导致了“自开商埠”的出现。截止到清末，已有36个自开商埠分布于中国南北东西，到1924年，更增加至52处。到1930年广东中山港开埠，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104个开放商埠，4个租借地，加上香港、澳门两个外国的殖民地，可供外国人贸易的口岸达到110个。③ 开港，不管是被动开港还是主动开港，都具有两个明显的演变趋势，一是从地域上看，是从沿海沿边向内港内地延伸，并且彼此之间形成联系并逐渐构成网络，影响遍及整个中国广袤的国土。二是随着开港，外国大量的机制洋货进入和中国的国货流出。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外国机制工业制品进入而中国的土特农副产品随之流出。在此过程中，除了赚取商品的价值增值外，能够增加税收也成为此后自开港口的重要考虑之一。这一点，正如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④ 近代中国，与“兵战”时期相比，“商战”是更多的常态化时期。与列强进行商战，重要之点在于减少外货流入和增加本国商品输出，其根本点在于“进口替代”，也就是采用本国自己的生产品取代流入的国外工业制品，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需要引进外国的制造之器和技术，以此来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奠定和打下使得中国能够实现“进口替代”的基础。因此，“引进”和随后兴起的“进口替代”，就命定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和脉络。 “引进”和随之而来的“进口替代”，主要分军用和民用两大领域。 首先在军用领域开始的“引进”，导致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兴起。兴办军用工业的出发点，正如李鸿章在兴办苏州洋炮局时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函中所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此，他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⑤这是李鸿章兴办苏州洋炮局时的出发点，也是晚清整个军用工业引进和兴办的出发点，贯穿于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等一系列军用工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