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4.01.008 晚清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成为世界贸易网络一员的同时，也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由于中国与西方在何时防疫以及如何防疫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当发现疫情时双方开始围绕如何防疫的问题展开交涉，防疫就此成为外交议题。中国一般认为，防疫远没有治疫重要，主要在疫情暴发之后采取治疗的措施；西方各国重视的是如何通过清洁卫生预防疫情的暴发，疫情暴发之后不以治疗为主，而是将染疫者与健康者隔离开来。在中外人士共同生活的口岸城市出现疫情的时候，外国势力会就采取何种防疫措施与中方进行交涉和争论。概言之，疫情是防疫交涉的催化剂，而防疫交涉的基本内容则是列强以外交手段强迫中国按照西法防疫，中方则坚持传统防疫，采取各种策略进行软对抗，即表面上采取相似的组织和制度，但拒不接受西法防疫的措施，而将之化解为相似之道。 “西法防疫”并非简单的防疫方式，而是建立在西方医学知识体系之上，由一系列组织和制度构成，并受到国家法律规章的保障。以西法防疫为中心的防疫交涉，引发了中外间政治冲突和文化观念之争，不但关系到制度和组织层面的卫生行政，而且与医学知识和文化习俗密切相关，结果促使西法防疫传入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在一些开放口岸建立卫生行政机构。晚清防疫交涉的参与者众多，不仅有力主西法防疫的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外国商业组织和租界当局，还有既排斥西法防疫又惧怕外来压力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及完全排斥西法防疫的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故而防疫交涉涉及面广，既有国家层面的外交斗争，也有地方社会层面的交涉和文化抵制。 中外防疫交涉实质上是中西之间的碰撞，源自西方列强强制要求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由此引发中国官民对此举的反思和应对，由于这一碰撞是在有着丰富抗疫经验的中国社会进行的，须面对中华传统医学和文化观念的挑战和质疑，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拟通过考察晚清中外防疫交涉的演化过程，分析其前因后果，揭示出中华文化在面对防疫交涉时的韧性，即使被迫采纳西法防疫，各方仍设法维持中国的行政主权、人道主义精神和医学理念。需强调的是，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如其他事务一样难以摆脱列强的干涉，以迫使清政府推行西法防疫为目标的防疫交涉，展现出列强通过强权外交对若干开放口岸的卫生防疫施加影响的侧面，这是晚清卫生防疫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①。 一、背景：西法防疫的扩散 19世纪以来，人类交往和迁徙的增多为传染病在全球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霍乱和鼠疫交替流行。在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加持下，西法防疫成为通行全球的瘟疫应对方法。然而，此时所谓的西法防疫不过是15世纪以来形成的一套以隔离、检疫为主要内容的防疫措施②。 早期，各国在传染病来源和性质方面少有共识，应对传染病的预防措施很简单。1825年，英国海港检疫隔离法案通过，要求船只离港或到港时，必须持有政府发给的健康证书(Bill of Health)，对于发现鼠疫、黄热病、瘟热及其他传染病的船只，由海关负责检疫隔离。此后，检疫成为航运大规模扩张时代跨国海运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大港口纷纷配备了高效而简便的检疫设施，以博取旅行者和商人们的信任。面对传染病，人类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物理性防御：隔离和封锁③。然而，这些措施实际让人们感到害怕与愤恨：健康的乘客害怕与染疫病人共处一室，商人们则愤恨于船只延误带来的巨额贸易损失。海港检疫隔离政策花费昂贵，且与英国自由主义信条相冲突，被人们指责为“野蛮的负担、干扰商业、妨碍国际交往、威胁生活以及浪费大量公帑”④。到1860年代，英国实行包括检疫、隔离、消毒和监测在内的新检疫规则，并取得了显著成功，被称为英国模式。与此同时，为缩短隔离的时间，整个欧洲大陆都转向了检疫、通报、隔离和消毒等新检疫技术，用检查和治疗无症状乘客取代简单检疫，并对病患及其财物和居住地进行清洁和消毒。此后，政府设立一系列检疫站，负责检验人群，焚烧尸体，收容染病者⑤。 随着病因学的发展，对传染病的应对出现了跨国界的预防战略趋同。19世纪中叶起，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蒸汽轮船和铁路交通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成为联系日益密切的整体，而传染病的传播随之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为此，欧洲各国加强了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自1851年开始就防治霍乱的传播召开了8次国际卫生大会，在“文明欧洲”和“东方”之间增加了国际主义、信息技术、现代科学以及现代行政机构等新的文化鸿沟。这种现象正如学者们揭示的那样，海港检疫实际上代表的是以对抗疾病(Against Disease)的全球联合取代通过疾病(By Disease)的全球联合⑥。 在欧洲帝国野心勃勃地进行政治、军事和商业扩张的过程中，疾病及其传染被视为最根本的危险，所以医学不仅是帝国的“工具”，而且是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种实践形式。疾病预防的需求倒逼帝国建立起更加系统的卫生和医学制度，“卫生秩序”成为帝国政治秩序的一个重要侧面⑦。西法防疫虽然并未成熟，却是人类混合使用医学和传统手段，对一些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的传染病展开的阻击。尽管这些措施未能使传染病彻底绝迹，但基本遏制住了其迅猛的传播势头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西法防疫成为殖民扩张的工具，成为一种殖民政治话语，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成为构造欧洲自我同一性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