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57年2月，上海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该刊第2期刊登了一则故事： 昔有童子游于家园，忽见初生之花苗，排列成字，乃己姓名也，大异，趋告其父。父言：“此自然而成，不足惊异。”子不信，言此必非自然，因请父同往观之。父又言：“此自然而成，不足惊异。”子终不信，父乃笑言：“下子时，戏为之耳。”因告之曰：“天地万物，亦非自然而成，皆上帝所造也。儿见花苗成姓名，即知惊异，不知汝身脏腑、筋骨、血脉、肌肤、耳目、口鼻、手足，无一不可惊可异也。若自然而成，非至巧之主经营之，则汝目将生于背，汝耳将生于腹，汝之手足诸体，将一切位置失宜矣。然而，统地球之人，总计之约有十亿，而五官四肢，皆生当其处，各适于用，无一误置者，非上帝经营之能如是乎？”① 这则父子对话讲述了基督教世界一个基本常识——上帝造人造物。然而，在面对中国读者时，文章是以人体器官的构造、位置和生命功用为例，论证上帝的能力。该文作者是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他以《真道实证》为题，通过“论皮相”“论首”“论心”“论血”“论脑”乃至“论灵魂”等系列篇章，借助显微镜技术向华人讲解身体内部器官的运行与功能，五官与外部自然界联结的感知方式，阐释上帝是如何为人类配制完美身体的道理。除去文论中的神学结论，作者所述的内容都属于生理解剖学知识，反映了19世纪西方医学和生物学的最新成果。“以人身向征”的方法传播神学思想②，是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带入中国的，一度被中国历史学家误认为他们是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了中国。③ 只是这种方法在19世纪的中国显现出更为强烈的时代特征。解剖生理学知识，不仅被传教士当作批判与否定中国医学的利器，而且很快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解剖学”概念被广泛地应用到哲学研究与政治运动中，成为政治家宣扬“强国保种”和“适者生存”观点的科学依据。以往的研究均将视野聚焦在自然科学和思想文化史领域，关注近代科学知识在华的传播与接受④，甚至因为早期科学知识传播的主导者是传教士群体，研究者还会刻意强化或放大传教士宣教中的世俗内容，独尊其产生的科学效果。如此研究的思路略失偏颇。一方面，人为地将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从宗教神学的框架中剥离出来，有悖于自然神学的知识渊源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如有学者指出，明代耶稣会士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解剖学著作《泰西人身说概》，贯穿了“人的全部都是由‘天主’创造”的概念，由“上帝”的视角出发描述解释人体形态及功能，是欧洲解剖学的基石，这样的认知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者的研究旨趣。⑤18-19世纪，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思想和不断创新的科技成果，为自然神学研究“上帝”创造自然和人类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成为传教士宗教传播的理性工具。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传教中的科学性，淡化了19世纪在华传教士肩负的宗教使命，当传教士在全世界传播自然科学思想的同时，他们也将“上帝”的自然秩序和在自然神学体系内建构的“人种”不平等意识带到了中国。在此基础上，传教士们向中国人描绘了一个以颜色决定人种智慧和文明高低的自然世界，其中所蕴含的基督教全球扩散和殖民意识，被生理解剖学的科学性所遮蔽。本文试图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自然神学语境下的身体观与自然科学框架下的生理解剖学，是如何形塑中国身体观的建构，又如何引发中国医学科学化的自改革运动。 一、“造化论”：自然神学的身体观 1873年起，韦廉臣修改标题，以《格物探原》——一个貌似探索自然科学的题目，在《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继续连载⑥，但该作品的英文名称始终未变，一直是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⑦如何理解传教士以自然科学的知识阐释自然神学思想的行为和动机呢？这需要从欧洲自然神学的主流思想体系考察。⑧从17世纪开始，自然神学家开始思考如何借用科学成果来论证或解释上帝造化的“目的论”，至19世纪，自然神学家多数兼有博物学家、解剖学家或生理学家的身份，所著的自然神学著作均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充分吸收科学界对生命起源、身体结构与功能探究的最新成果，以“身体”来说明信仰的本原，在那个时代是自然神学家普遍认同的道理。⑨在自然科学发现和发明的知识爆炸时代，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相反有着共享的知识基础——解剖学、生理学、外科学和博物学。在诸多以科学方法解释生命现象和物质形象的著作中，英国牧师、哲学家和神学家威廉·佩利(W.Paley，1743-1805)的《自然神学》(1822)，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负责的自然神学系列著作《布里奇沃特论集》(1833-1836)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⑩，韦廉臣的文论就是选译自这两种著作。 佩利对“目的论”的解释建立在解剖学和自然史(博物学史)基础上，他坚持必须在神学的框架内采纳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和方法来探索自然世界。(11)《自然神学》中涉及人物、动物和植物的知识，均引自同时代英国解剖学和博物学的名作。与之呼应的是，英国解剖学家也乐意为自然神学提供科学依据。英国外科医生詹姆斯(P.James，1786-1860)认为，大凡涉及人体器官，如骨骼、肌肉，或动物内部的结构，以及对昆虫类和植物的比较解剖学，诸如此类的前瞻性的知识“只有解剖学家才能熟悉”(12)，他主动为佩利的《自然神学》添置了人体和动物的解剖图形，更名为《图解自然神学》。(13)佩利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对19世纪欧洲学界影响极深，达尔文几乎可以背下全本的《自然神学》。(14)《布里奇沃特论集》则是由八部自然神学专著构成的系列作品(15)，这套神学丛书专门探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多部与“身体”相关。如英国内科医生、牛津大学医学教授约翰·基德(J.Kidd，1775-1851)著有《论人的身体状况对外在自然的适应性》，他认为现代解剖学的发展既不支持唯物主义，也不支持物种的变异，而是证实了“是神设计了一切”的观点。(16)苏格兰医生、解剖学和生理学家贝尔爵士(Sir C.Bell，1774-1842)著有《手，它的机制和显示设计的生命禀赋》，英国首相私人医生、生理学家、自然神学家罗杰特(P.M.Roget，1779-1869)著有《动物和植物生理学》等。(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