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K258.9；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3)06-0040-11 晚清以降，“细菌学说”①在全球扩散的历史场景颇为多元与复杂。目前国内外医史学界关于细菌学说史的专题研究成果体量不大，但也不乏创新力作。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揭示了巴斯德(Pasteur)的成功有赖于一张多种力量汇集而成的网络，包括公共卫生运动、医学职业化(含军医和私营从业人员)以及殖民地利益。巴氏消毒的成功是多种力量加上巴斯德本人的天赋的结果，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讨论科学、医学与社会关系的新路径，也许三者之间一开始就没有这么大的分别。②与以往单纯强调巴斯德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过程的研究不同，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拉提(Pratik Chakrabarti)既揭示出19世纪晚期热带细菌学在印度经历的体制化进程，还表明殖民地居民对于西方细菌学说的理解与认识，往往基于不同的认识论，以及各种社会、制度、文化、思想资源，在殖民地各地，不同的科学家和各种治疗疾病的医疗实践存在较为复杂的历史多样性，提出了所谓的“道德范式”解释框架。③无独有偶，上述复杂历史情节亦在近代中国几乎同时上演，而且更为丰富多彩，不过不能直接套用“巴斯德模式”或“道德范式”来理解。究其根源，近代中国文化与南亚、东南亚、非洲、澳洲等殖民地文化差异较大。 与之相应，近代中国医学术语名词的成长历来备受关注④，作为学科的细菌学说入华史必然涉及译名的多歧与统一，其中关于生理学、真菌学、微生物学的学科名词审定问题的探究亦有新的进展⑤，但并未系统探讨晚清民初细菌学名词的审定。最近沈国威将“细菌”与“细胞”归为中日互动词，并认为“细菌”是由“细胞”概念衍生而来，指出中国最早对“细胞”的记载见于韦廉臣、李善兰、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1858)。⑥但细菌与细胞毕竟不是一回事⑦，细菌对应的是细菌学，细胞对应的是组织学，这或许意味着从细胞入手寻绎细菌概念的在华传播史恐难成立。况且，倘若过多聚焦时人关于细菌学的认知与容受面相，细菌学自身学科成长的历史线索反而不易凸显。故有必要立足于中国本土，观照中西，从细菌概念入手，进而综合考辨晚清民初细菌学名词审定工作历程。 一、晚清民初“细菌”译名的纷繁与往复 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是“公共卫生的时代”，那么19世纪中期就到了“实验室的时代”⑧，借助实验手段、技术革新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解读人体奥秘、探寻病理、防治疾病是19世纪医学发展的重要面相。19世纪中后期西方医学最重要的贡献是细菌学说的建立，找到了外部原因对人体疾病的影响。⑨细菌学说的建立与17至18世纪光学技术的革新有很大关系，特别是1830年代复消色差显微镜的发明与使用。19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实验室每隔几个月就宣布发现一种新的病原微生物。这些讯息几乎同时被先进国人与来华洋人译介到中国和日本，引起明治维新后的中日两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⑩ 19世纪中后期细菌致病说西来之际，细菌致病说在同时期的西方也才刚刚起步，在晚清中国起初只是作为一种“新知识”被译介，这就涉及“细菌”概念的生成问题。当细菌致病说被引入后，时人基本上是从两种路径来理解显微镜下的“微生物”或者细菌，一是古代的博物学中的草木虫鱼鸟兽，二是古代医学中的虫、气等概念。前者具体，后者抽象，呈现出时人对bacteria的第一反应是引入虫的概念的现象。从音译的角度来讲，既有“壁他利亚”和“巴克德利亚”对译bacteria，也有“埋克肉”对译microbe，这本身是清末时人翻译西学的常见策略。与此同时，时人还将其意译为微生物、微生虫、疫虫、微虫、黴菌等，实际上这是基于细菌的形状、大小、繁殖等性状作出的判断。菌在古代是指食用菌，也可以是有毒的蘑菇，而这一点从形态上来说，早期的显微镜技术下时人只能大致分辨出三种类型的细菌，即弧菌、杆菌、球菌，从形态上说，它们既像虫，也像菌蕈的形状，但又比肉眼所见的食用菌更加细小，所以在显微镜之下，细菌被时人想象成虫、菌蕈也就不难理解，并且导致时人对细菌的理解和分类自觉不自觉地倾向动物、植物两类。由此可见，在19世纪中后期的生物学分类中，关于bacteria的实际分类尚不如今日明确，具体情形，中西不一，影响了时人对细菌和bacteria的认识。 清季十年，关于蛊的论述并没有消失，甚至被编进儿童读物，具体文字内容与《说文解字》《诸病源候论》所载大同小异，且以图像形式呈现。(11)与此同时，关于“疫虫”致病的说法也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万国公报》曾载文谈到：“最近西方医学家之大功，在考得微虫之为物，乃人生百病之源也。故多有究其族类，设法豢养而徐察得杀之之法，以之疗病，应手而愈。盖何种病属何种虫，固为一定，而虫之来源，或发于下等动物致染入人身耳，如鼠疫是也。”(12)该文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明确指出微虫为物，且为百病之源，此处“微虫”指向细菌；其二，微虫可以人工培养和观察，进而寻求疗疾之法，实指培养细菌和利用血清治病；其三，确定虫与病的一一对应关系。不难发现，此三点实际上与“科赫三原则”(13)如出一辙。《万国公报》进而继续刊文介绍此说，“此种微物能养于西伦，即血汁，及列生，即甜油之中”，并分别介绍肺病、伤寒、霍乱、喉证、寒噤、疠疫六种疾病的致病原理，“以上六种之疾，自古以来皆有之，而知为此六种微物之害者，则最近之发明。”(14)
、百、裂殖菌等译词来看，本土译词、欧美译词、和制汉语之间存在着词汇竞争，译名颇为纷繁复杂。自1915年始，博医会、江苏省教育会、医学名词审查会、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等组织与机构先后多次召开审查会议，在医学名词框架下讨论细菌学名词问题。与其他学科名词审订工作相比，细菌学名词审定速度已属较快，最终汇编而成1934年教育部版的《细菌学免疫学名词》，但其影响仍较为有限，不同医学传统继续形塑着近代细菌学科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