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實之間:晚清“財政”詞語的引進與財政變革

作 者:
陳鋒 

作者简介:
陳鋒(1955- ),山東萊蕪人,歷史學博士,武漢大學珞珈傑出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所所長,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顧問,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人文論叢》主編、《中國經濟與社會史評論》主編,九三學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政協常委,武漢市文史館員等,著有《清代鹽政與鹽稅》(1988)、《清代軍費研究》(1992)、《陳鋒自選集》(1999)、《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研究》(2008)、《清代財政史論稿》(2010)、《中國財政經濟史論》(2013)、《清代財政史》(2013)、《清代鹽務與財政》(2023)等專著,主編有教育部統編教材《中國經濟史綱要》(2007)及《中國俸祿制度史》(1996)、《明清以來長江流域社會發展史論》(2006)、《中國財政通史》(2013)、《近三百年財稅變革與財政治理》(2020)等,有《癸巳詩稿》(2014)、《乙未詩稿》(2017)刊行,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等雜誌發表專業論文一百數十篇。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學界對“財政”詞語的引進時間,眾說紛紜,多舛誤。“財政”詞語的引進,不會晚於光緒八年。“財政”新詞代替“國用”、“度支”、“國計”、“理財”、“財徵”等傳統詞語以及“會計年度”、“會計法”、“稅收”、“稅法”、“稅制”、“稅率”、“非稅”、“財權”、“稅權”、“國家稅”、“地方稅”、“國稅”、“省稅”等財政相關新詞出現後,時人對“財政”概念有新的認識。同時,在晚清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特殊情勢下,隨着“財政”詞語的引進和“西學”的傳布,財政制度、財政政策、財政事項也發生相應的變革。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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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晚清新詞語的引進,是近年來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華書局2004年版)、《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與聶長順合著)、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以及黃興濤關於近代中國新名詞、新概念的多篇論文,對許多詞語進行了探討,但基本沒有涉及“財政”等詞語。中國財經大學的李俊生、王文素撰文認為:“在財政理論文章和教科書中關於‘財政’一詞在我國開始使用的時間和歷史背景的描述也極為混亂,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版的各類財政學教科書中,關於我國學術界和政府機構何時開始使用‘財政’一詞及其歷史背景的描述更是以訛傳訛,極大地損害了財政學教科書的嚴肅性與科學性”。據李、王二位教授的梳理,“財政”一詞在我國的最先引用大致有四種觀點:一是認為光緒二十四年戶部呈送皇帝的奏本上用了“財政摺”的稱謂,代表性學者有吳俊培、張馨、王曙光等。二是認為“財政”一詞最早出現在光緒帝的“明定國是”詔上,並稱該詔書有“改革財政,實行國家預算”的條文。持這類觀點的學者眾多,如吳厚德、邰霖、馬海濤、郭建國、孫健夫、王曙光等。幾乎涵蓋了為數眾多的《財政學》、《財政學基礎教程》、《財政學概論》等教育部的規劃教材。三是認為“財政”一詞第一次在我國的使用,是在嚴復光緒二十七年翻譯的《原富》一書中。又有學者進一步論證,嚴復在翻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意譯為《原富》)時並沒有將Finance譯為“財政”,後來,郭大力、王亞南於1931年合譯的《國富論》中,才將Finance譯為“財政”。代表性學者有王國清、邰霖、李俊生等。四是蔡次薛的考證,認為現在通用的“財政”一詞,是在清末由日本移植而來。日本則從西歐各國引進了finances[法]這個詞,並吸收了我國固有的“財”與“政”兩個字,合成為“財政”術語。在明治十四年(1881年)松方正義呈送日本天皇的《財政議》是在日本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財政”,而我國使用“財政”這一術語,最早見於文獻記載的時間是光緒二十九年。據李俊生、王文素的檢索,《清史稿》、《清德宗實錄》以及《申報》所載光緒二十四年“明定國是”詔中並沒有“財政”一詞。根據《清史稿》的記載,並考證認為,“財政”一詞,“在1894年(光緒二十年)出現在政府的官方文獻中”。①本文在前此研究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由“國用”到“財政”的詞語變化

      歷史學界雖然不太重視對相關名詞進行追究和討論,但也有學者對“財政”一詞有所關注。包偉民稱:“‘財政’一詞,是近代學人譯介西方Public Finance(公共財政)概念時,從日語引入的一個詞匯,它是借用中國古代‘財’與‘政’二字綜合而成的。……在中國古代,並沒有一個專門的詞匯,可以完全對應於近代意義上的‘財政’概念。自先秦時起有稱‘國計’、‘歲計’等等,側重指國家的財政規劃及其執行管理”。②劉增合稱:“‘財政’一詞,這是一個來自日本的外來詞,中國古時並不流行‘財政’說法,清代以來,也僅僅以‘度支’、‘理財’一類的詞語稱謂近代‘財政’事實。這不僅僅是稱謂的變化,而且反映出朝野對財賦役食進行徵取調節的一種觀念。‘財政’一詞大行其道,是在清季新政期間外來學說浸潤中土背景下逐漸流行的”。③包、劉之說,是一種大概的提示。

      如所周知,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文獻中,多用“國用”、“度支”、“國計”、“財賦”、“財徵”、“戶政”等詞語指代近代意義上的“財政”。其中,“國用”、“財徵”、“戶政”三詞最值得注意。

      檢索《四庫全書》電子文本,“國用”在傳統典籍中出現的最多,“國用”概指財政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但是,宋代之前,“國用”有時候指財政,有時候比較寬泛,不能完全對應後來所講的財政,有時候“國用”、“度支”以及“國計”互用,不是嚴格的用語。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情況有了變化。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稱:“經世之書莫尚《通典》,其門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刑,……曰州郡,曰邊防。《文獻通考》就其八門析而為十九,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徵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④閻若璩的這一段話看似簡單,實際上很重要,他說《通典》裡面沒有“國用”一門,直到宋元之際的《文獻通考》才“就其八門析而為十九”,將“國用”單列,“國用”已經類似於後來的財政,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清朝續文獻通考》,依舊沿襲,都專門有《國用考》。乾隆時編訂的《欽定禮記義疏》稱:“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又稱:“有財此有用者,為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為本,財為末也”。⑤所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有財此有用者,為國用”,既是對國用的一個解釋,也意味着“國用”與“財政”的契合。而所謂“德為本,財為末”的理念,也值得認真體味。晚清依然普遍使用“國用”一詞,但含義發生了變化,出使日本國考察憲政大臣、學部右侍郎李家駒有言:“我國今日因時變而圖競存,不得不增加國用,增加國用,不得不整理財政,改良制度”。⑥“國用”與“財政”二詞同時出現,這裡的“國用”,僅僅指經費用度,或許是恢復了其本來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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