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基本主张 从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就解释国家与政府的起源与合法性而言，社会契约论是西方学界最为通行的理论。诸多大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等人，都是契约论的拥趸。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理论构想是：人们通过(真实的或假想的乃至于理想的)契约或协议，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建立国家。抛开其内部的理论差异，近代社会契约论一般都具有三个基本要点。 第一，契约论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理论前设，亦即都假定或设定了自然状态、自然法、自主的个体及其自然权利。兹稍作说明。以自然状态来说，不同哲学家的设想颇有出入：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凶险凄惨，人们彼此争斗，生活困苦、卑污而残忍[1](94-95)；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则自由平和，人们平等相处[2](5)；卢梭描述的自然状态中，早期人类虽是野蛮人，却生活得独立、自在、简朴、天真，极少不平等[3](79-80)。但无论是哪位哲学家，都以自然状态作为其契约论的起点。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受到自然法的约束。霍布斯将自然法看作理性的法则或戒条，并把最基本的三条自然法规定为：有望获得和平时尽力寻求与信守和平，和平无望时则利用一切办法保卫自己；为了和平与安全，人们可对等地放弃对一切事物的自由权；所订信约必须履行[1](97-98，108)。洛克同样主张存在着基于理性的普适的自然法，其要义在于：既然人们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2](6)。 对于自主个体的自然权利，洛克做了经典的阐述。这种权利，首要地指个体不受他者支配的自由，而此种自由对于人的自我保卫至关重要，不容丧失[2](16-17)。更进一步说，自然权利指的是一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愿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2](36)。康德则把自然权利的核心规定为每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利，这种权利的基本含义是每个人对于他人的任意之独立性，可分解为平等、自主、良心自由、言论自由四个不同环节[4](246-247)。 第二，契约论主张，每一个自由的理性存在者出于自愿的同意，形成契约，这构成了现代国家或政府的基础，构成了国家主权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霍布斯提出，当一群人达成协议，并且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订立信约，把代表全体人格的权利授予某个代表者，令其行使裁断之权，这时国家就按约建立了[1](133)。洛克则这样写道：“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的方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当某些人这样地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他们因此就立刻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国家……”[2](59-60)卢梭把人们建立政府的原始契约称为“社会公约”，并指出这种最初的约定不同于多数决定的规则，需要一致同意，“因为政治的结合乃是全世界上最自愿的行为”[5](135)。 近代理论家中，康德最为深刻地表述了契约的内涵。其内涵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于霍布斯和卢梭等人往往把契约设想为实际发生过的“事件”，康德把契约认定为理念：“人民借以自己把自己建构成一个国家的那种行为，真正说来只不过是国家的理念，只有按照这种理念才能设想国家的合法性，这就是源始的契约”[4](326)。康德由此明确了契约的假想性质。这可以使契约论免于“能否找到历史事实支撑”的质疑。二是康德提出，源始的契约“只能出自普遍的(联合起来的)人民意志”[6](298)，借此清晰地表达了契约所蕴含的人民主权的性质。三是基于源始的契约，康德明确主张，契约论国家唯一合理的宪制必定是共和制[6](354-355)。可以说，近代契约论国家的理论构想，在康德那里得到了最为完备的表述。 第三，契约论国家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福利。洛克提出，人们建立国家与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财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2](77)卢梭主张，社会契约或国家的创制之目的，是保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与财富。他特别指出，人们在结合中所服从的正是自己，“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5](19)。受卢梭的启发，在国家的目的方面，康德的主张最为激进。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设想的，在国家中人们将让渡自己(大)部分权利，康德构想的契约论国家将保全人的全部外在自由。在康德看来，与其说人们在国家中牺牲了部分与生俱来的外在权利，毋宁说他们放弃了野蛮的、无法律保障的自由，从而“在一种法律的依附性中，亦即在一个法权状态中一点不少地重新获得自己一般而言的自由”[4](326)。所以，国家的目的是以法律保障人与生俱来的全部自由权利。 在设定国家之目的方面，契约论展现出个体自由至上的倾向。一方面，对于多数契约论理论家来说，若国家或政府违背了保障个体权利的目的，其合法性就是可疑的，公民有权要求政府解散或重组。洛克甚至支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政府的变更，以促成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目的。康德虽然反对革命，但也主张以公共讨论、温和改良的方式改进国家的宪制。另一方面，契约论的国家建构主要关切的是，确立基本的宪政制度与法权底线，以保障人们的生命、自由和福利，原则上不关注个体的价值倾向和人们对具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说，契约论体现出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 综上，契约论国家观以自然状态、自然法和个体的自然权利为出发点，以个体的同意和抉择为关键点，以个体权利和利益的满足为归宿。在国家和个人关系上，国家服务于个人权利和利益；个体的权利与福利是国家存在的理由。总体而言，契约论国家观蕴含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个体要优先于或高于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