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公孙丑上》的“孺子入井”一章中，孟子以“不忍人之心”推至“不忍人之政”，再以人见孺子入井而生的“怵惕恻隐之心”，带出人皆有的“四端”之心，进而扩充此四端以事父母、保四海。这一章以孟子论人之本质的核心思想为基础，解释侍奉父母乃至政治治理何以可能的依据，是《孟子》文本中相当重要的一章，历来关于《孟子》的研究与诠释几乎绕不过这一章。这一章有两个较常被讨论的议题：第一，四端与孟子言“性善”之间的关系(参见朱光磊)；第二，四端的情感表现属于何种层次，及其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为何。由于此章并未直接讨论“性善”，是故本文将集中于第二个问题来看，而第二个问题不仅涉及孟子传统注疏，也同当代以西方伦理学视角如何看四端之心密切相关。 传统上如赵岐、朱熹、焦循等均将四端解释为情感的表现，但在当代引入西方伦理学探讨儒家伦理之后，则产生了不同的诠释。从西方伦理学发展脉络而言，自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康德义务论(deontology，或作道义论)之后，出现美德论(virtue ethics，或作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德行伦理学)、关怀伦理学(care ethics/the ethics of care)等，除了功利主义较少用于解释儒家之外，其它几种伦理学理论与儒家比较之后所形成的儒家伦理系统，大抵也是顺着这样的理论发展脉络而出现。在这过程中有学者反思如何从儒家思想发展出有别于西方伦理学介入之后所形成的理论，并且可以回应如儒家义务论、儒家美德论之类的观点，儒家角色伦理学(Confucian role ethics)、儒家示范伦理学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这些理论均曾以各自的视角解释“孺子入井”一章的意义，如港台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义务论的观点，认为恻隐之心是如康德所谓的无条件的善；美德论则认为四端是人的美德，基于人有此美德才能够实践救孺子的行为。义务论与美德论皆将四端视为人的理性特质与发用，而将自然的救人之情置于次要的地位。相较之下，以关怀伦理学、角色伦理学、示范伦理学等理论解释此章的内容皆较为平浅和简略，而其中关怀伦理学是以人的自然情感作为道德行为的根源，与恻隐之心的文本脉络以及历代注解最为接近。是故从中西比较哲学的发展脉络而言，关怀伦理学的视角或可较为完整且融贯地诠释《孟子》“孺子入井”章。 一、“孺子入井”一章的传统解释 为便于后续讨论，以下先征引出《孟子》“孺子入井”一章的原文并疏解其义理，再说明历代注解的旨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① 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亦即不忍他人受苦之心，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轻易且妥善地治理国家，是由于将这不忍人之心用于政治事务。不忍人之心就是人见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时，所生起的担心小孩掉入井中而受苦的“(怵惕)恻隐之心”，亦即“仁之端”。恻隐之心连同“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与“是非之心”(“智之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人必须将四端落实为具体的行为，才能保家卫国，治理天下，否则连侍奉父母的家事都无法完成。孟子虽将四端并列，但特别举例论证的是恻隐之心，政治的基础亦在于此，后代如朱熹、焦循也认为先有“仁”，而后推出“义”“礼”“智”三者，可见恻隐之心是四端之中最为重要，也最具讨论价值的部分。(参见《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6页；《孟子正义》，第235页) 东汉赵岐注解人见孺子入井的情感表现曰：“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暂见小孺子将入井，贤愚皆有惊骇之情，情发于中，非为人也，非恶有不仁之声名，故怵惕也。”(参见《孟子注疏》，第93-94页)赵岐指出恻隐之心就是不分贤愚之人，只要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就会生起十分惊惧害怕小孩真的掉入的情感，而这一种情感不为任何其它的目的，是一种人之常情的表现。南宋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怵惕恻隐”分开来解释曰：“怵惕，惊动貌。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此即所谓不忍人之心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289页)朱熹的解释不只有赵岐的惊惧害怕之情，更有深切的哀伤心痛之感。清代焦循整理历代注解后解释曰：“然则怵惕恻隐，谓惊惧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孟子正义》，第233页)焦循虽未引用朱熹的观点，但其以惊惧哀痛解释怵惕恻隐，其实与朱熹并无二致。②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提及的诸多历代注解亦多是表达这种情感(参见同上)，亦即只要是人，在这种情境下均会生起的不假思索、无任何目的的人之常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