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唯物主义是探索世界本源及其存在的哲学基本派别之一。关于唯物主义的传统划分，人们通常将其历史形态先后表述为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上的伟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重要成果，克服了之前理论诠释的朴素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这一认知概括出了之前唯物主义的特点，即将世界本原看作是自然界，甚至是纯粹的自然界，人们通过直观可以对其理解。例如，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绝对观念，而费尔巴哈则认为是客观外在，以及联系感性意识和自然界的中介人。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感性人思想的基础上，认为人的实践才是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是认识和推动世界发展的动力。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实践活动中理解和把握世界，这既是对旧哲学的批判，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但这一认知也被认为是过于凸显人的行为，且具有二元化色彩，“物质”存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此逻辑下受到了遮蔽[2]。譬如，当人们离开故土迁居陌生地理环境中，人们通过对地方的积极建构及营造会对新环境产生依恋，进而增强归属和认同。究其机理，常常会被解释为人的实践创造了栖居的环境，但这种栖居或许也是本来就优美的环境形塑了人的归属感。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以往理论超越的最后环节，虽然具有极强的科学解释力，但也存在理论认知的局限性和内涵拓展的必要性。从空间道德层面审视，“同频共振”似乎更能解释人与万物存在的真实感和厚度感，这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物质”参与解释世界及其存在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客体导向哲学”(object-oriented ontology)和“物质回归”(material turn)学术研究的兴起，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以其贯穿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气魄，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且在21世纪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当代理论思潮。新唯物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将物的本体论推向理论台前，其理论特质主要聚焦在如下方面：其一，倡导人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作为客体的物和人类一样，在空间秩序的建构中也是重要的“行动元”，其目的是实现对“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探索[3]。其二，倡导激活“物活力”，呼吁承认物的能动性。例如，医院大厅放置钢琴并定期进行演奏，不仅能体现院方空间设置的人性化，更能使康复者沉浸其中，使身心得到放松。其三，倡导物质参与建构本体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仅只有支配与被支配，还存在同构与互塑。这一理念排斥了以往那种界限分明和预先确定的本体论分类模式，如自然/文化、人类/机器、主体/客体、身体/心灵等，主张以广义对称视角将二元对立的要素纳入一个异质的动态网络中，彼此之间组合成杂合的新本体。面向当今多元物质世界的挑战以及文化地理学研究转向的不断完善，新唯物主义重新解释“物质”内涵及其社会文化关联意义，并优化其理论气质，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叙事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物—地”关系实践和社会文化意义的全新视角。 在理论界，新唯物主义因其理论内涵的新颖性、独特性和奇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4]、文学[5]、文化研究[6]等诸多领域受到了人们关注，目前讨论的焦点主要在新唯物主义思潮的转向、人与物的互动辩证、新理论评析等方面，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扭转之前“思维吞噬物质”的学术研究形态。但也有研究指出，新唯物主义在推进科学技术发展之际，批判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必然否定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7]，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是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否定实践的唯心主义思潮[8]。这表明人们对新唯物主义的认知态度存在冷热两极化，甚至处于完全对立的观点认知之中。面对学术界反差如此大的理论判断，难免会让人们产生对新唯物主义理论的疑虑、怀疑和迷惑，无形中也影响着地理学者对该理论的气质判断和使用程度。在文化地理学领域，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再物质化研究进展[9]、重返“物质”进展述评[10]、物质地理学启发[11]、消费地理研究进展[12]、集群理论[13]等主题进行撰文，在理论引介和内容解析层面进行了努力，这些成果丰富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也展现了中国文化地理学未来可进一步探讨的新颖话题。不过，现有研究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对新唯物主义进展层面的介绍，深入理论内核系统性分析的成果还有待拓展。此外，在文化地理学甚至地理学界也存在这样的担忧，即呼吁人们关注新唯物主义倡导的客体导向哲学，是否会重蹈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覆辙?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理论对实践具有能动反向作用。学术界关于新唯物主义的认知分歧在使人们陷入思维困境的同时，无疑将会进一步影响该理论对实践的科学指引。消除上述诸多疑虑，客观认知新唯物主义的内涵及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应用，就需要在理论层面作出合理回应，这自然引出进一步思考，即如何深入理解新唯物主义出场的背景及其理论内涵，如何客观看待新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并合理发挥其增值效能，如何诠释或引导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乃至地理学中的研究和实践，成为亟需厘清的科学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新唯物主义的出场及文化地理学的物质转向、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关联问题辨析等内容，回应学界诸多质疑，并深入剖析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深刻内涵及其理论价值。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增进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理论发展态势的本质认知，在实践中能为提升新唯物主义的效能作用，促进文化地理学科和地理学人地关系理性发展提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