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环境问题的解决及人类整体福祉的实现[1-2]，然而，这一关系并不是同质与静态的，特定文化背景与时期更迭引起的文化转向均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与自然的关系[3]。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是人类面对自然的哲学理念；辛亥革命乃至新中国建设初期，实用理性和功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生态思想的传入，使工具理性与西方环保价值理念结合，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4]；而如今，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观念再次受到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5]。然而，这一变化并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其对于本土化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价值被明显低估了。 如何回应文化转向和代际差异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前提是厘清个体身体与心理同自然的持续互动关联，即所谓“自然关联性”。该概念由Schultz于2002年提出[6]，意指主体与自然相联系并属于自然的程度[7]，包含一个人与自然联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经验等方面[8]。过往研究证实，群体选择是自然关联性建构的关键[9]。在对不同群体与自然关系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显示出对自然有着高度关联感[10]。自然与青少年之间存在的多维相关性[11]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实现环境保护与青少年福祉的重要关注面。快速推进的研学环境教育项目将青少年群体置于中国人与自然文化转向的风口，成为帮助学生建立与自然联系以及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1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西方生态理论思想的人与自然关系表征与测度，对本土文化的面向是有失偏颇的[4]，建构中国情境下的自然关联性研究亟待推进。由此，青少年研学群体的自然关联性本土化建构成为人与自然关系文化转向探讨的核心关注与焦点命题。 为此，文中试图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借由Q方法，清晰化和结构化青少年研学群体自然关联性的结构维度，同时，结合王阳明[13]的心学思想呈现与理解该群体的自然关联性的形成过程，以期回应人与自然关系研究回归本土立场的主张，为区域人地关系和谐与环境教育项目提升提供立足本土的参考借鉴。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基础 1.1.1 自然关联性 环境心理学和旅游学引入了多个关于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概念，如“将自然融入自我”(inclusion of nature in the self)“ 对自然的情感依附”(emotional affinity toward nature)“环境认同”(environmental identity)“与自然的联系”(connectedness to nature)以及“对环境的承诺”(commitment to the environment)等。然而，这些概念的定义和方法存在明显的重叠与偏颇[14]，其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一侧面或某种关系进行简单实证，缺乏整体性概括和机理阐释，也未能全面呈现人与自然之间多维与变化的关系。例如，“环境认同”有助于评估自我认同，但不能捕捉与自然相关的经历和情感；“与自然的联系”注重从情感和认知层面上衡量人与自然之间的包容感或亲近感，却忽视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物质互动。因此，亟须一个富有针对性的概念综合性地解释自我-自然的联系。 自然关联性(connectedness with nature)是文中的理想概念选择，是具体化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概念，强调主体与自然相联系并属于自然的程度，注重个体身体与心理同自然的持续互动，并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差异化的特质结构与极强的情境性[9]。同时，自然关联性具有动态属性，嵌入到了更广泛的环境认同范式中，探索了人在日常生活中依靠何种态度和行为处理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正因如此，在概念相对模糊且没有合适测量工具的情况下，自然关联性依然在环境心理学与旅游休闲研究中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自然关联性的概念化[15-16]及其与社会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如环境经验塑造了主体的自然关联性[17]，自然关联性直接影响了环保动机与行为[18]、亲环境行为[19]、身心健康[20-21]以及主体对新冠病毒的反应[22]等。然而，对于涉及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解释过程的自然关联性，需更进一步明晰自然关联性“是什么”与“怎样形成”等基础性问题，厘清其基本结构和建构过程，才能最大化其在本土化场景中的解释力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自然是社会文化建构的[23]，自然关联性也是建构性、情境性和社会性的自然意识[13，24]。换言之，文化在自然关联性的形塑过程中至关重要。西方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人类中心主义占据主导；而中国人则重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谐发展是普遍共识，这就使得文化适用性与概念在地化成为自然关联性研究的重要面向[4]。Xu等人曾指出，鉴于对于自然观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呈现和解释需要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4]。受“天人合一”“众生平等”等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其自然关联性注定与西方人有所不同。然而，目前对自然关联性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欧美国家，来自亚洲、非洲、拉美的实证相对较少，且大多停留在沿用西方的测度方法或对西方理论进行在地化应用的阶段，鲜有研究探讨自然关联性的建构过程，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乏善可陈。 1.1.2 中国人的自然观 中国人对自然的伦理立场受到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古代哲学中，儒家、佛教和道教系统地讨论和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思想明确地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天人合一”。孔子主张“仁民而爱物”，从生命角度说明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遵循自然法则，践行可持续发展是主要旨趣[24]。佛教的教义和伦理则认为，缘起性空，众生平等，无情有性，万物同一，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25]。特别是在藏传佛教中，青藏高原上几乎每座山、每条河、每个湖都有个美丽的传说，这滋养了对自然的宗教崇拜。道教反映了以生态为中心的自然观，强调“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人应以敬畏的态度对待自然。总之，中国的古哲先贤非常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思想在某些层面要明显早于西方，对于自然关联性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