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的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与分区研究

作者简介:
鄢继尧(1997- ),男,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规划,E-mail:njnuyanjiyao@qq.com,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赵媛(通讯作者)(1963- ),女,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E-mail:zhaoyuan@njnu.edu.cn,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郝丽莎,郭宇,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基于多源数据构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K-means聚类法等方法,分析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的空间分异特征,识别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研究发现:①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总体较低,区域差异显著。吴越、燕赵、闽台、齐鲁文化区较为理想地实现了资源、载体、支撑“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较高;关东文化区潜力最低。②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空间分布以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和部分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聚居地为核心,以文化区交界处为边缘,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潜力高的城市仅有北京、上海;潜力较高的城市除广州、杭州、重庆等10个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外还包括晋城、苏州、黄山、黔东南、晋中、泉州;潜力中等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文化区;潜力较低及潜力低的城市数量多、范围广。分维度看,载体维度区域差异最大,其次是支撑和资源维度。③全国可分为五大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三维优势均高区仅包括北京、上海;支撑优势区包括广州、杭州等11个城市;资源-载体优势区包括晋城、黔东南等5个城市;三维优势中等区包括69个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等文化区;三维优势均低区城市数量高达249个,广泛分布在中国全域。最后为不同类型区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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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旅游的重要资源,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旅游作为大众生活方式,为非遗提供了实践及应用场景,激发了非遗的生机与活力[1]。2023年,文旅部印发《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要求推动非遗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在此背景下,基于地理学视角,揭示中国各文化区、地级行政区的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识别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对因地制宜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有关非遗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早,国际顶尖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早在1993年就非遗旅游相关问题专门出版了一期专刊[2]。近年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非遗旅游价值[3,4]、非遗旅游开发与游客体验[5,6]、非遗旅游的影响[7,8]等。如Vandiver以手工艺类非遗为例,发现非遗的文化、艺术、审美价值通过旅游开发可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和旅游产品的体验价值[3]。Yoshida发现要通过有形空间载体来展现非遗的价值,认为博物馆展示是非遗旅游开发、增强大众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5]。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特别是文旅部成立以来,文旅融合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要求,非遗旅游作为典型的融合方式,相关研究显著增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9,10]、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11,12]、非遗空间分布与旅游响应[13-17]、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18-24]等方面。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作为开展非遗旅游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24]。就研究内容而言,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非遗资源禀赋、旅游开发环境两个维度。非遗资源禀赋是对资源内部作出的评判,包括非遗资源的数量[23,24]、密度[19]、种类[23,24]、级别[20,22]、价值[18,20,21]、适游期[21]、可参与性[22]等指标;旅游开发环境是对外部环境所作出的评判,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23,24]、旅游业发展水平[22-24]、旅游配套设施[21,22]、区位交通条件[18-24]、客源市场规模[18-22]等指标。就研究方法而言,评价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就研究尺度而言,主要以微观为主,评价某个非遗资源的旅游利用潜力,为数不多的宏观研究的空间尺度虽涉及省、市、县,但分析时基本都将其视作一个评价单元。

       总体来看,有关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的研究成果不少,为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然而,非遗资源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在与旅游融合发展中需依托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等有形空间载体。已有研究基本未将有形空间载体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虽有几篇文章将A级旅游景区数量纳入指标体系[23],但忽略了传统村落、博物馆等重要载体,也未考虑非遗资源与有形空间载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由于评价涉及维度较多,受限于数据本身的覆盖面和时效性,还未有全国尺度的研究,且已有研究主要将某省、某市或某县视作一个整体评价单元。而在实际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文化地理区作为非遗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环境,地级行政区作为旅游开发、政策制定的基本单元,亟需探究的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判断出更适宜非遗旅游发展的文化地理区和地级行政区。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多源数据,为全面评价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提供了可能。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以下简称“城市”)为研究单元①,融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A级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博物馆等POI数据,百度指数、城市商业魅力值、数字中国指数等大数据及传统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从非遗资源禀赋状况、非遗有形空间载体、非遗旅游外部支撑3个维度构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K-means聚类法等方法,从文化区和市域两个尺度分析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的空间分异特征,识别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以期为不同类型区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2 理论阐释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阐释

       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研究来源于旅游资源利用潜力研究。旅游资源利用潜力的概念界定大致可分为两种视角:一是着眼于理想发展空间的“差距说”,认为旅游资源利用潜力是现有旅游资源得到最佳配置时能达到的理想水平与实际水平的差距[25];二是着眼于未来发展能力的“支持保障说”,认为旅游资源利用潜力是现有旅游资源在内部和外部环境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在未来开发利用中可能发挥出来的潜在能力[26,27]。纵观已有研究,多是在“支持保障说”视角下,基于系统论建构旅游资源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旅游资源、客源市场、生态环境、开发条件等维度进行评价[28,29]。其中,旅游资源作为吸引物,是资源开发的物质基础;客源市场作为旅游资源得以开发的源动力,决定资源开发的方向;生态环境作为旅游资源的载体,是资源开发的外在约束;开发条件是旅游资源具有潜力的支撑,影响着资源开发的力度[28,29]。在测评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时,学者们往往也基于“支持保障说”的视角,认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是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的潜在能力[23,24],从非遗资源禀赋、旅游开发环境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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