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经济问题研究基于“经济活动—环境”的相互作用展开，涉及人口、资源、能源、污染、发展诸多方面。研究方向包含两类：影响经济活动集聚与扩散的环境因素，也就是第一自然(资源环境的自然分布状态)与第二自然(人类生产生活改造后的自然环境格局)对经济活动的独立或协同效应[1-2]；与此同时，人类在不同区域和范围的经济活动改变了自然格局，造成不同时空尺度的环境变化，成为改变自然构造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之一[3-4]。理解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境状态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变化是阐释人地关系的重要方面，也为气候变化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工业生态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理论拓展和融合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经济地理学旨在解决经济活动空间上的构建问题。环境问题最先被吸纳进经济地理学研究框架，是通过在探究经济活动影响因素的实践中将环境要素(气温、降水、地貌特征、资源禀赋等)作为自变量，分析经济活动“内生”空间格局形成机制[5]。2004年在德国科隆大学举行的环境经济地理学年会首次提出了“环境经济地理学”(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EEG)概念，尝试从经济地理学动态演化的视角来理解和整合时空和创新特征的发展范式。环境经济地理综合考虑经济与环境协同动态变化的运行机制，运用一系列技术—经济工具与手段，分析“绿色化”转向(也称为“绿色化”，going green)的动力来源[6]。在当前“全球—地方”互动频繁的发展背景下，探究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资源开采、生产、研发、分配、贸易、再循环等各个环节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为实现绿色经济与可持续转型，保证人类生产生活永续发展奠定系统性理论基础。 环境要素与经济活动存在权衡问题，是因为生产与消费的空间分离突破了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互动的空间尺度与作用模式。一方面，环境问题及制度政策影响着产业区位和结构；另一方面，相应的区域和环境利益主体也对环境变化与政策调整进行回应。近年来，内外资企业的投资有一定的“绿色化”倾向，劳动力的就业意向也表明了这一倾向，环境逐渐成为区域吸引资源的比较优势。生产侧强调清洁技术、产业绿色转型，逐步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工业绿色效率提升产生影响；需求侧对绿色产品的偏好改变了不同产业的市场份额与全球市场时空格局，对实现绿色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绿色化”转向与可持续发展导向、生产和需求侧共同作用下，关于贸易政策与环境规制协调作用机理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热点。环境经济地理学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环境问题研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理解经济循环和物料流通各环节的“经济活动—环境”相互作用机制，可为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议题、拓展地域空间维度、加强多学科交流提供分析和总结。 本文首先简要回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初心，寻求“环境”在研究区域经济活动中的定位与意义。厘清学科理论演进的机理，构建经济循环视角研究框架，阐释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环境要素和各经济循环环节的研究核心以及与其他学科研究模式的交融。其次，本文加入文献计量，更为清晰直观地展现学科研究热点变化、发展路径和核心研究方向转向的历程。此外，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从经济循环与物料流通视角，对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重点话题进行系统梳理解读，概述现当代环境经济地理研究框架与关键议题，定位“环境”在经济循环中的利益权衡与效应。希望有助于展现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兴起的必要性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当前发展阶段，揭示学科研究潜力与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为解决“经济活动—环境”相互关系作出一些贡献。 1 环境经济地理学科演进与经济循环视角框架 1.1 环境经济地理理论演进 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构建经历了漫长且繁复的演进过程，它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全新领域，而是多学科研究范式的融合。环境经济地理研究汇集空间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规则范式，重点讨论经济活动、环境问题空间性与“环境—经济”相互作用两类问题，集中体现经济地理学与环境经济学的有效交融。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它首先将环境问题纳入考量，建立起与资源环境系统的联系。然后，通过不同视角揭示经济活动影响环境变化的原因和两者之间的牵制，同时阐释经济活动适应和响应环境变迁的具体空间过程和运行机理。其中，环境经济地理研究重心存在从解决资源合理分配与生态破坏问题，向落实可持续性与永续发展，以及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环境公平正义转型的过程(下页图1)。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Boulding发表的论文首次阐述了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ics)的概念和“宇宙飞船经济”(spaceship economy)理论架构，突出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念[7]。为从国家治理上有效解决环境的公共属性致使的资源滥用和污染问题，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和规制经济学(economics of regulation)应运而生，分析国家的作用以及资本、不同社会集团对环境资源的控制，关注政府规制对生产模式与消费累积体制影响[8]，最终通过政策工具进行干预调控[9]。这一思潮的兴起展现出全球化导向，暗示人类超越国界以寻求全球共同进步的愿景。同时，为从不同空间尺度(地方、国家与全球)研究环境、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之间相互关系提供了模式基础[10]。
